的幾個大飯店經理們的配合下，最終解決了部分住宿問題，大大緩解了我們的精神負擔。
和現在舉辦奧運會比較，當時除了缺乏經驗，執行設計漏洞較多外，也確實少了一點人文關懷。侷限於當時菲薄的物質條件，我們的577名聯絡官和聯絡員吃了不少苦。他們克服了食、宿、交通等多方面的困難，默默為亞運會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從結果來看，也不全是壞事。困難磨鍊和鍛鍊了一大批青年學生、教師和幹部，這些人中有很多後來成了各方面的精英。
但凡組織大型活動，巨大的成功都是組織者和方方面面人員辛苦努力的結晶。在人們看到的堂皇的外表下面都有不可言表的困難和艱辛。這是辦大賽的規律，亞運會更是“摸石頭過河”。
當時領導讓我和袁斌同志帶兩名年輕人到亞運村內設點，主要是想讓我們透過500多人的聯絡員隊伍，把一些敏感問題和政治問題及時收集起來，反映上去。但我們一接手工作，才意識到大量的後勤、服務工作成了我們工作的主旋律。好在組委會領導層積極干預，主動協調，加上袁斌同志與北京市各口的關係較熟，我們才較快步入了正軌。
但在開村前半個月內，為解決我們聯絡員團隊的食宿、交通困難，實在分散了我們太多的精力。要不是北京大學外事辦的支援，我們這支500多號的隊伍連開個全體會議的場所都難尋。最後一次全體聯絡員會議實在找不到地方，又正趕上下雨天。沒辦法，只能在亞運村升旗廣場讓大家打著傘冒雨聽我講話，我當時講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要切實準備吃苦，亞運會是一場極其特殊的挑戰。工作難度大，物質條件艱苦，一定要迎著困難上，搞好服務是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我用手提喇叭高聲地鼓動著，500多名同志在雨中凝聽。許多人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溼了，但仍然鬥志昂揚。當時的氛圍真有點悲壯。
就是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我們東一個培訓，西一個講座，搶時間完成了培訓計劃。其中不乏中央有關部委和北京市有關單位領導專家的直接授課。魏紀中、屠銘德同志結合親身經歷的講課受到了大家最熱烈的歡迎。組委會領導伍紹祖、何振梁、徐寅生同志十分關心聯絡員隊伍的培訓工作。三位副秘書長朱祖樸、劉興、馬貴田同志還多次找我研究，組織我們這500多人的隊伍參加了三次組委會全體合練。後來證明，聯絡員參與合練，不僅增加了他們的實踐知識，而且也發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亞運村1990年9月7日上午10點舉行了開村儀式，吳學謙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焦若愚村長和霍景林、許放副村長等為了使亞運村正常運轉花了不少心血。特別是許放；是個很能張羅的人，他是我北外的老同學和好朋友，又一起從北外被調到國家體委工作。我們在體委，長期是鄰居。許放同志組織能力強、有號召力，給我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開村的當天下午，國家主席###就來村進行了視察。
9月8日，亞運村正式迎客。袁偉民團長率東道主體育代表團399名團員第一批進村。緊接著是中國臺北代表團33人入村。隨後是尼泊爾、中國香港、韓國等代表團相繼入村。我們的聯絡員立即進入了實戰狀態。好在開村前培訓期間和三次合練階段我們發現和解決了大量問題，所以開村第一天正式工作銜接較為順暢。
在開村前我們發現和解決的問題可謂無奇不有，當然這些問題不少帶有當時的時代特徵：
首當其衝的是繼續在現場調整各代表團住房位置，使來自不同宗教、不同政治背景的代表團在住房問題上不發生矛盾。
北京亞運會的60個日日夜夜（4）
我們試住的亞運村房間水管和馬桶到處“跑冒滴漏”。
寮國體育代表團要在雲南陸路入境，雲南邊防由於未收到相關通知，不開放邊境口岸。
中越邊境當時尚未開放，鐵路未恢復，且不少地區仍有地雷，越南代表團如走陸路困難相當大。
軍隊的有些練習場館，同意境外人員訓練，但不允許照相、攝像。
有幾個講小語種的代表團堅決不同意我們給他們配備講英語的聯絡員。
類似問題十分繁雜，不一而足。好在問題發現得早，我們都一一給予瞭解決。
開村後，隨著幾十個代表團的陸續進村，許多新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重要問題之一是伊拉克問題，由於伊拉克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導致許多亞洲國家堅決反對伊拉克參加北京亞運會。但難點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