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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許多人說是“幸虧賽艇隊，中國代表團才以4金戰勝日本。”我知道這是玩笑話，中國以61金對日本的57金以4金勝出，這與賽艇隊贏得的4金完全是個巧合。重要的問題在於領導同志開始認識到，我們新中國已連續參加了三屆亞運會，作為亞洲大國的中國也到了該承擔義務，舉辦亞運會的時候了。
1983年8月23日，中國奧委會正式向亞奧理事會提出申請，希望由北京承辦1990年第11屆亞運會。
但在我們正式公開申請之前，日本廣島早於我們已提出了申請，並且以1990年是廣島建市100週年為由，要將1990年亞運會與其百年市慶相結合，理由挺站得住腳。而我們經過半年多的醞釀，申辦第11屆亞運會的請示也已報經中央批准，我們也不可能中途退出。怎麼辦？
時任國際司長的何振梁同志提出，除了勸說日方退出競爭之外，希望我們再想別的方案。當時大家真是絞盡腦汁，一位同志建議，為什麼不能一次會上定兩屆東道主？我們先辦，廣島後辦。另一位同志說，章程規定亞運會地點應在六年前選定，但提前沒有底線，提前十年也不應視為違章。大家認為這個想法好，如果既確保北京能辦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又能提前決定1994年第12屆亞運會在日本廣島舉行，豈不是一舉兩得，用現在的話講叫“雙贏”。關鍵之一，是看日本方面是否同意。關鍵之二，是此建議能否得到亞奧理事會大多數代表的諒解和支援。
經我方代表與日本奧委會代表協商，日本雖不情願，但考慮到中日兩國體育界的長遠關係，還是同意了我方建議。在1984年9月28日亞奧理事會議漢城大會上該方案也以多數票獲得批准。大會在同意第11屆亞運會於1990年在北京舉行的同時，批准第12屆亞運會於1994年在日本廣島舉行。
1985年4月，北京第11屆亞運會組織委員會正式成立，國家體委和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均參與了亞運會組委會的工作。
1988年底，伍紹祖同志從國防科工委調來國家體委接替李夢華同志的主任工作。他是清華物理專業畢業的，長期從事國防工業、核工業的領導工作。作為亞運會組委會的主要領導之一，他把國防科工委發射火箭的指揮系統和網路理論移植到了亞運會組委會，用系統科學指揮這一龐大的系統工程，受到了我國國防工業的老前輩錢學森同志的稱讚。
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干擾了北京亞運會的籌備工作，一時間西方政府和媒體掀起一片反華叫囂，唯恐中國社會不亂。許多西方媒體公開搧動抵制北京亞運會。好在我國外交部前一個時期的亞洲工作出色，亞洲各國對北京亞運會的舉辦給予了大力支援。但我們做國際聯絡工作的同志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政治干擾急出了一身汗，擔心北京亞運會要受損。
也是在這年4月15日，中國奧委會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辦好亞運會的問題。在這次會上增選我和另外一些同志為中國奧委會委員。
1990年7月31日，國際司副司長兼亞運會國聯部副部長於再清同志正式通知我，調我去亞運村內設點，由我牽頭，分管參加亞運會的38個體育代表團的聯絡員，解決村內可能出現的矛盾。並明確叮囑我這個“點”由組委會國際聯絡部直接領導，要及時向國聯部反饋情況。 。。
北京亞運會的60個日日夜夜（2）
1990年8月初，我到組委會所在的國際會議中心報到。與組委會國聯部的領導一交流才知道；我的工作屬於“補漏”。組委會高層領導在檢查國聯部工作時，發現對各國貴賓和國際奧委會官員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視，但忽略了亞運會的主體——運動員和駐村各國和地區奧委會的人員。亞運會38個國家和地區有近6000人住在亞運村。村內許多細微的工作處理不好，都可能影響大局。所以組委會領導提出要加強這塊工作，我就被拉來補這個“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