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展品則忠實反映了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歷史。
遷康吾認為儘管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並不平坦，但假若中國能找到戰勝當前無數困難的方法，並消除弊端，中國的前途還是很有希望的。
對模式的探索
彼時的中國商業界正熱衷於找出一條通往現代化之路的捷徑。“橫向經濟聯合”是其中之一，各種各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命名與爭論也在1986年頻繁地上演。除了後來聞名遐邇並且爭論不斷的“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是年被冠以“模式”的地區還有許多。日後歷史將會證明，真正在這種“模式競爭”中勝出的將是更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式，但它們的命運亦將多舛，受到的質疑也會更大。
安徽阜陽，這時也炮製出一種以它們的地名命名的“阜陽模式”。這一年，安徽省體改辦的陳德鄰撰文宣稱阜陽出現了類似溫州的奇蹟：興起了11萬多家家庭工業戶，家庭工業產值去年（注：1985年）達6？63億元，佔全地區工業產值的1/3。
在“阜陽模式”中，一些見多識廣的能工巧匠、退伍軍人、基層幹部起著不小的作用。陳德鄰把他們稱為“能人”，這樣的“能人”引起了“一戶致富幾戶跟，幾戶致富帶全村”的“能人效應”。
以亳州市沙疆溜村為例。兩三年前，這裡的三位農民王張氏、程丁氏和陳昌盛各用15元買了一把切藥刀，開始為藥商加工中藥材，一天可獲得三元錢的報酬。亳州的藥材交易歷來很盛，這樣的報酬立刻像磁石一樣吸引了全村。到了1986年，沙疆溜村除了六個孤寡“五保戶”外，每家都買了切藥刀。這年的上半年，這個村就加工了450噸藥材，獲得了2萬多元的報酬。
不過不同於歷來有重商傳統的溫州，阜陽走的並不是溫州那種“以商促工”的道路，而是“以工促商”。他們大多是替別人做加工出身，只有少數人才得以成為“推銷專業戶”。一些加工戶偶爾也有走向聯合或是做大的，蒙城的胡英臣就是這樣一位在當地做大的企業家。是年他已有了三個分別生產磚瓦和水泥的工廠和一個洗染店，固定資產達到了70多萬元。胡英臣新建成的振華水泥廠，在這年上半年已經有了120多萬元的產值，並且獲利20多萬元。雖然阜陽的這些企業依然還是處在萌芽狀態，但陳德鄰已然看到了希望，認為是找到了“廣大舊式農區的經濟振興”的新思路，他寫道：“‘阜陽模式’已經出現。這是中國農村進入第二步改革後的一大喜事，也是繼‘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之後的續篇。”
不過，阜陽在未來的十多年中將依然籍籍無名，更別說和蘇南或是溫州相媲美。到21世紀初人們再記起它時，將是震驚中國的“毒奶粉”事件，以及深藏在事件背後的地方政府的貪汙和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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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節：1986年理想與現實（2）
而在南方的福建和廣東則是另外一番景象，模式也有所不同。福建省的省長鬍平是年把晉江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稱為“閩南模式”。“閩南模式”或是“晉江模式”最顯著的特點是其經濟格局是以合資聯辦的股份制為主。這一年10月在泉州召開了一箇中國國民經濟管理研究會華東年會，到這裡參觀的專家和學者一致認為，經濟發展迅速的晉江縣和泉州市，以股份制為特徵的經濟格局發展健康，完全可與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和個體經濟為主的溫州並駕齊驅。
在泉州現有的23 000多家鄉鎮企業中，股份制企業佔到了52％，其中晉江縣的這一數字更是達到了82％。這種合股聯辦企業，大多是農民三五戶至十多戶合資經營的，也有農民和國營企業、集體企業聯辦的，或是與外商合資。專家們認為相較此時的個體企業，這樣的“股份制”企業資金更為雄厚，資訊也更為靈敏，在技術、管理和產品質量上也有優勢。這一年泉州的鄉鎮工業產值已經達到了16？5億元之多，佔到全市工農業總產值的57％，和蘇南、浙北的發達地區已經比較接近了。專家認為這種介乎於家庭工業和鄉鎮工業之間的合股聯辦企業兼有兩者長處，看起來是頗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前途的。
走在改革開放前列的廣東省自然也不甘落後。在這一年的廣東省鄉鎮企業工作會議上，廣東省的官員特別強調了中央的決策：從現在起到2000年，準備再把農村種植業中的一億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上來，重點是發展鄉鎮企業。
此時的廣東鄉鎮企業儘管與蘇南和浙江相比還有差距，但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