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起了一定的拾遺補缺作用，應當允許存在。針對他們在資金籌集和使用上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我們則應予以引導，同時在規模、利率和期限等方面加以限制。”
職工入股擴資、帶資入勞、專項及臨時性集資等方法也在溫州各種企業中運用。前一年溫州就有2 800多家各種型別的企業透過這些方法集資1？6億元。雖然對“搖會”、“聚會”等民間間接信用的方式官方的態度還是加以限制，對金融投機活動則是加以取締，但官方還是希望能引導這些民間的金融來幫助解決國家銀行和信用社的資金不足問題。哪怕是銀行和信用社，也透過擴大浮動利率存貸業務來積極參與到農村資金市場中。在溫州497個信用社中，此時已經有380多個實行了浮動利率。瑞安縣信用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以前它的儲蓄業務一直不好，但瑞安的私人借貸卻非常活躍，月息高達四五分，在實行浮動利率之後，瑞安縣信用社前一年的儲蓄餘額就增長了近一倍，發放貸款也增加了80％。是年5月，蒼南縣錢庫鎮農業銀行營業所還率先在全國銀行系統試點，對個體工商業存貸業務利率開放，實行的頭一個月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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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1986年理想與現實（4）
不過也有人提出要“干預”，認為其中的有些行為有悖於金融規定。但溫州官方並沒有打擊這樣的行為，反而認為這是有利於吸收資金和平抑民間利率的。這樣，浮動利率也得以在整個溫州推廣。
但不管是在哪種“模式”中，政策搖擺，一直是幼稚階段的“企業家們”最擔心的。在富裕了的溫州蒼南縣和樂清縣，農民幾乎家家訂報。小小的金鄉鎮訂《人民日報》的就有210多戶，其他報紙竟然有8 500份。除了捕捉商品資訊外，看“政策”也是他們重要的目的。這些農民企業家都知道，他們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政策”。一些人的心態是：一邊富，一邊怕；一邊怕，一邊幹。但無論如何，這些人都還是想幹。
“大戶”的心態也有點微妙。雖然錢有了，但是他們自己覺得在政治上還是“三等公民”。瑞安縣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就爭著和縣委書記合影，這一方面是為了顯得“在政治上可靠些”，一方面也是希望這些合影能成為炫耀社會地位的資本。
《人民日報》的記者孟曉雲是年對溫州做了深入的採訪，寫出了系列報道《溫州風情畫》。她注意到“大戶”們普遍關心公益事業，捐款辦學校、建公園的很多。但她認為這種行為固然是“富起來以後，追求知識，需要文化娛樂的一種心理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注重社會對自己的評價，他們要在社會上揚名，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孟曉雲採訪過的金鄉鎮，有七八個專業戶主動捐款一萬元辦學校買圖書，還有一些農民集資6？9萬元建了一個文化娛樂中心“園中園”，公園裡樹了一塊石碑，凡是捐款的人上面都刻了名字。
在錢庫鎮，一位叫王文化的農民為家鄉的小學集資捐助。在他新蓋的漂亮四層樓正門的牆上，掛著一塊寫著“遠矚”二字的匾，這是鄉鎮府獎給他的。王文化是一個農民供銷員，但他對孟曉雲介紹起自己的時候，給自己戴了不少“國營”和“集體”的帽子，比如說自己當過某鎮地方供銷社的推銷員或是現在又是某鎮工業公司的經理。這和孟曉雲採訪過的錢庫鎮一位百貨批發“大戶”如出一轍，也是自稱自己是集體商業的採購員，怕提到私有，總是覺得公有比私有更為穩妥和體面。
孟曉雲覺得，這些心態是會變化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些將成為過去，將來也許會成為笑談；有些積攢下來，也許將成為制定政策時應該考慮的因素”——誠如斯言。
記者凌志軍也注意到各地方興未艾的農村個體企業。這年他到冀中平原採訪的時候，聽到個口號：四個輪子一齊轉，重點抓村辦。相當多的鄉鎮幹部為了保重點的“村辦”企業，對個體企業採取了限制措施，比如卡電、卡油。可是，真正快速增長的依舊是個體企業。凌志軍透過調查，得出了“發展鄉鎮企業的潛力在千家萬戶，現在看來已經沒有什麼疑問了”的結論。凌志軍顯然對“溫州模式”更為推崇，他寫道：“人人皆知溫州經濟的起飛主要不是幹部辦廠而是能人辦廠，但如果幹部不能支援能人盡其‘能’，則溫州經濟斷不會獲得那樣的成功。”凌志軍的話裡，顯然已經概括出了中國經濟走向成功所必須採取的特殊的模式。
拿破崙曾經告誡說“要讓中國沉睡”。《約旦時報》這一年頗為打趣地說：“但是近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