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看來表明，中國人不僅醒來了，而且可能得了嚴重的失眠症。”在經歷了40年代的內戰和60年代的“文革”之後，中國開始致力於完成發展經濟的艱鉅任務。在這個過程中，遠在中東的約旦人認為，美國人和日本人所提供的技術和資金在中國的變革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約旦時報》預測中國將在今後幾十年內成為世界上許多商品和服務的最大市場。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對中國的貿易顯然是很有裨益的。
中國的確是改變了。1986年的中國正在出現“消費熱”，“毛式”制服在大城市已經不見了，一度曾處處都能見到的那種配有紅星的“毛式”便帽現在只賣給旅遊者。美國《商業日報》的記者發現，下面的場景幾乎在中國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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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節：1986年理想與現實（5）
——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裡，一些顧客在試戴100美元的結婚金項鍊，還有不少顧客擠在櫃檯前挑選化妝品或試著擺弄日本照相機。
——在北京行人擁擠的十字街頭，過去專門用來寫毛澤東語錄的木板現在則用來為電視機和錄影機做廣告。
——在中國南方的一個旅遊地陽朔縣，一些農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流行音樂磁帶，從音箱裡傳出了響亮的歌聲。
當然，這些依然還只是表面。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要省下550美元買一臺22英寸的彩色電視機依然需要很長時間，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大多數中國人此時依然把工資的大部分花在食品而不是高檔消費品上。
那些“先富起來”的農民企業家日子也並不見得有多好過。這些人的企業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懂得一些新的概念，例如市場銷售和成本控制。這些企業家也像全世界的“資本家”一樣，每天都要和工人、銀行家、各級政府官員以及顧客打交道。
許多農民企業家幾乎沒有任何商業經驗，因此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包括有些工人的懶惰和對企業的漠不關心、缺乏商業資訊、市場處於飽和狀態以及缺少流動資金。一些企業因此破產，不過，大多數的企業還是能繼續奮鬥並且繁榮起來。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許多農民企業家仍喜歡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說，經營企業使他們得到了財富、樂趣和地位。
從1986年電視上播放的電視廣告上就可以看出此時大多數中國企業商業技巧的稚嫩。波音、柯達、索尼、美能達、雷達、飛利浦和百事可樂這些外國公司自然是對廣告駕輕就熟的，但是在雀巢推銷咖啡的時髦電視廣告後面，說不定就會出現一個推銷國產化妝品的粗俗廣告。“實行三包”，電話、廠址之類的廣告更是頻頻出現。但不管怎麼說，此時在中國做廣告還是相當有效的。一些有先見之明的人更是提出，廣告行業要向策劃發展。
蘇聯人此時已經非常訝異於中國商品的物美價廉，大多數來訪者都大包小包地採購諸如針織品、家用電器、日用品、衣服、毛料這些消費品。儘管他們不停地誇獎中國的“政策好”，但是，蘇聯人對中國市場的認識比起美國人來，就差得太遠了。
1986年道格拉斯·達夫特（Douglas Daft）所領導的可口可樂太平洋公司（日後成為可口可樂CEO的達夫特在這一年是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新加坡和印尼業務的地區總裁）已經對中國市場進行了廣泛的市場研究。可口可樂全球上一年的營業額增長了150％，這與這家公司在中國內地的迅速發展有一定關係。
達夫特認為“事情變得很快”，中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而人們的觀念轉變也很神速。中國人現在有了更多的錢可以買東西，這樣的趨勢對投資者和供應商來說，顯然是提供了新的機會。花在糧食和傳統衣物上的錢已經在逐漸減少，而房屋、更好的食品、娛樂和裝扮上的消費則正在增多。
達夫特的研究發現，在前一年，中國的恩格爾係數是53％，雖然這個數字在恩格爾係數中還只是處於溫飽的標準，但中國人的變化卻是非常之快的。1984年，以文化與娛樂為目的的開銷分別佔到城市一般收入階層的9？1％和4？4％，到了1985年，這兩個比例已經是11？1％和7？6％了。在1985年，農村人民用於住房的錢是1978年的4倍，用於家庭消費品的錢則是1978年的2倍。在基本必需品上，比如在糧食和衣服上所花費的錢，比例則有所降低。
但達夫特認為這並不代表中國人現在吃得少了，或是長時間穿著同樣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