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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識宗）和莊子思想的影響。就後一方面說，他以一種
玄妙的觀點找到了他最終的慰藉，這種觀點否認整個現象世界的內在價值。
他隨意理解達爾文主義，把它當作無常世界的例證，他乾脆否認達爾文主義
會提供任何最終拯救的希望。實際上他否認進步。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王國維這個複雜人物，他的個人氣質和生活經歷
導致他並不自稱關心國家“富強”和任何政治救亡學說，認為那只是表面的。
接觸到叔本華的思想以後，他發現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況下的特有
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問題——得到了西方的證實。顯然是尼采和一些實
證主義者使他終於確信，叔本華的形而上學“是不可信的”，儘管它許諾解
除人生的痛苦；在這之後，他在一種富有哲理性的文學批評（如他對小說《紅
樓夢》的解釋）中，最後在一種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學傳統的創造性的學術生
涯中，找到了慰藉。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國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認為是“表面的”。它沒有引起社會的革命。不
過這一事件仍然結束了整個君主政體，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論思想也崩潰了；
政權分散並軍事化，全社會的職權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嚴在社會許
多層面上下降；地方上新舊有權有勢的人都極不安全；新的共和政體未能建
立其合法基礎——所有這一切必然有力地衝擊知識分子有關上述論題的觀
念。以上的種種趨勢很多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已在發展。廢除科舉對文人的社會作
用有巨大影響。君主政體的宇宙論基礎已被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人的進
化學說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當說法，“堤的閘門經過長時間可能腐蝕；當
堤最終潰決時，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住毀滅和破壞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
衝擊”。①毫無疑問，客觀地研究 １９１１ 和 １９１９ 年間中國所有地區的變化將能
揭示出多種多樣的情況，甚至某些積極的發展。不過在多數“高階”知識分
子的心目中，整個社會卻是一種墮落、殘破、腐敗、野蠻的景象。中國的發
展趨勢似乎總要陷入絕境。
嚴復和康有為這時都更加確信進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國進化的現階段，
共和主義革命是巨大的錯誤。梁啟超承認革命和君主政體覆滅的不可逆性是
歷史法則。他最初站在他一貫堅持的立場上，支援袁世凱建立“共和”獨裁
政治的嘗試，認為能夠實現現代化的任務。康有為也站在他一貫堅持的進化
立場上，仍然相信在這一點上，只有君主政體的象徵作用能夠恢復崩潰了的
中心。② 這三人這一時期的共同傾向是，更樂意接受作為推理根據的文化民
族主義。當然，長期以來康有為一直在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這一
中間的歷史階段儒教是必需的。嚴復和梁啟超在日益分崩離析的環境中，這
時越來越堅信，中國需要能夠穩定共同信念的起碼的基本要素。我們發現嚴
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孔教會”的請願書上籤了字，要求承認儒教為國
教。①他認為，令人悲痛的是，中國社會仍處於由“父權”階段向“軍事”階
段轉變的時期，②而中國仍然需要父權信仰。
積極的革命者們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們的思想
信仰是旗幟鮮明的，但卻不是深刻的。他們很快就捲入聲名狼藉的軍閥時期
的政治鬥爭中。孫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後的暗淡歲月裡，繼續（積極
地，但沒有多少效果）尋求政治權力的基礎。“國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發
現，腐敗的滿族人下臺以後，漢族並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全面的“復興”。
就劉師培這樣一些人來說，他們仍然專心致志於維護民族文化的特點，但通
過政治手段來加以維護的信心已逐漸喪失。用勞倫斯？施奈德的話來說，“這
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們這時團結一致的唯一原因”。③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