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當孫逸仙回到廣東，領導
致力於從軍閥主義下解救中國的新的軍政府時，這一問題尖銳化了。然而，
對在黎元洪任期內有無任何機會上臺存在重大疑義，不論曹錕或國會都未採
取行動召集總統選舉。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４ 位忠於曹錕的內閣成員突然提交辭呈，指責黎總統
① 內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鬥爭》，第 189—193 頁。
① 內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鬥爭》，第 201 頁。
對內閣職責干預過多。這迫使內閣總辭職。隨後幾天，北京駐軍的官兵在總
統府示威，索要軍餉；警察罷崗；“市民”有組織的示威包圍了總統府；駐
軍及警察的指揮官提交辭呈。６ 月 １３ 日，正值 １９２７ 年黎元洪屈服於張勳政
變 ６ 週年之際。遭圍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佈他打算在天津繼續行使總統
職權。但他的列車在楊村被駐在那裡的曹錕集團的一個將領攔截。在離京後
約 ９ 小時，黎元洪於午夜簽署了一份辭職宣告。儘管他在抵達天津英租界得
到保護後，立即否認了該宣告，北京還是成立了看守內閣，在選舉繼任者之
前接管總統職責。
然而，新的障礙又出現在曹錕面前。在政變中及政變後，國會的法定人
數走散。對曹錕的野心懷有敵意的政治領袖——滿洲的張作霖、浙江的盧永
祥、南方的孫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們在國會的支持者，而其他
議員已在驚慌中逃散。公佈的一項文告稱，要將國會遷往上海，黎元洪將在
那裡重整旗鼓，另建政府。還提供了一筆資金，以負擔議員的赴滬路費及在
滬的食宿開銷。
為了在北京重新組織法定人數，曹錕的助手們提出針鋒相對的建議。北
京將支付從上海返京的路費，每週還有一筆參加國會非正式討論會的慷慨酬
金；將修改國會組織法，使在國會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時間，而是無限
期延長，直至選舉新國會為止；選舉總統前先完成憲法；總統選舉時每位議
員將得到 ５０００ 元謝禮。北京的國會人數逐步上升。
與此同時，黎元洪離開了天津。他抵達上海後發現，當地軍閥不願意冒
險接待有爭議的對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臺。
在北京，國會的與會人數增加了。儘管“幾乎完全沒有公眾關心的任何明顯
跡象”，①選舉仍於 １０ 月 ５ 日進行。１０ 月 １０ 日，曹錕就職。當天公佈了中
國新的永久性憲法。儘管該法擬訂得很好，但頒佈該法的骯髒背景損壞了它
的效力。報章所揭露的每個親曹議員收取 ５０００ 元賄賂的訊息，更加劇了公眾
對“豬仔議員”和新政權的厭惡。①
據估計曹錕為居住到被拘泥禮儀的沉悶氣氛籠罩的總統府，花費了 １３５６
萬元。他不是一位積極行動的總統。在未選舉新國會時，舊國會仍召集會議，
國會辯論有時發展成為混戰。但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爵
士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在報告中寫的：“過去 ５、６ 個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勢異常平
靜，並且……沒有傾向於削弱或加強曹錕總統及中央政府的特別進展。”②
同時，導致北京另一次政變的軍事活動日趨成熟。駐紮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軍事家馮玉祥接到命令，向北進軍，迎戰奉系。但與此相反，馮玉祥進了
北京，廢黜了曹總統，並要求結束敵對行動（見第 ６ 章）。
馮玉祥的政變顯然使曹錕憲法失效。為拼湊一個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儘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個政治實幹家而不是理論
家，他仍懷著國家團結和重訂憲法的空想，對時代的需要做出反應。段祺瑞
爭辯道，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於 １１ 月 ２４ 日就任“臨時執政”，在
擬就約法之前暫時集總統和總理職責於一身。新憲法的草擬過程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