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意義上有助於憲政發揮作用。選舉總統是國會的主要任務之一。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國會幾乎一致推選段祺瑞支援的候選人、前清官僚徐世昌。這次選
舉是民國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憲法的總統接替。經過反覆討價還價，國會
還批准了新總理和內閣的提名，這屆內閣是民國早期少數幾屆經過國會全部
批准手續的內閣之一。眾、參兩院還產生了各自的議長、副議長。但是，交
通系和研究系的隨機應變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總統候選人當選。職位安
排問題一經解決，國會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務。安福俱樂部仍被保留，並不時
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直皖戰爭後國會被解散為止。
① 關於安福俱樂部的組織，見內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鬥爭》，第 106—110 頁。
憲政理想的衰落，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
很難確定自由共和國從有活力的理想變成遺忘了的目標的日期。也許中
國人對於憲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誠實的期望高得不切實際。正常的政治妥
協被視為背叛，策略上的轉變被當成缺乏原則的證據。然而，新的開始仍能
使人重新抱有希望。１９１６ 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就任總統便是一例，１９１８ 年安
福國會的選舉推選徐世昌為總統則是另一例。但憲制第三第四次恢復又失
敗，對憲政幻想的破滅感是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之一也許是 １９２２—１９２５ 年北
京的種種事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酷地暴露了憲法偽裝後面的派系政治
的現實。
憲法恢復又衰落的第三次迴圈始於 １９２２ 年春第一次直奉戰爭（見第 ６
章）後不久。直系（以曹錕和吳佩孚為首）希望將其對奉系的勝利擴充套件成它
領導下的全國統一，他們及其盟友發了一系列通電，要求徐世昌辭去北京的
總統職務、孫逸仙辭去廣州的總統職務，並提出在黎元洪領導下“恢復法統”。
（黎於 １９１７ 年被張勳趕下臺，導致現在被直系宣佈為違憲的安福國會的選
舉。）在接受職務之前，黎元洪要求軍閥們同意“廢督裁兵”的政策。在這
一點上意見一致後，黎元洪來到北京，為此目的釋出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
有些軍閥甚至將自己“督軍”的頭銜改為“軍務善後督辦”。黎元洪還採取
行動以裁撤冗員，懲辦腐敗，恢復政府信譽。①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聲望、有現代化意識的律師、外交官
和教育家的所謂“好人內閣”。新的財政總長是在牛津受過教育的羅文幹，
他從最高法院辭職後加入內閣。羅透過重新談判所謂奧地利借款、減少現有
政府債務的 ２ 億英鎊並得到一張供政府立即使用的 ８ 萬英鎊支票，很快證明
了他的能力。由於涉嫌非法程式及個人貪汙，根據總統令，羅於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午夜被捕，這是一次戲劇性的震動。
爭論羅文幹有罪還是無辜的文章充滿了報紙。似乎眾議院議長、副議長
１８ 日晚曾訪問黎總統，提出羅的若干罪狀，並提出貪汙的旁證。黎元洪當即
衝動地（也許是非法地）釋出了逮捕羅文乾的命令。儘管黎很快就後悔，但
他不能收回成命；內閣辭職，羅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後，他被開釋。
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內閣未能利用國會政治（黎元洪覆職後馬上恢復
了“舊”國會）。該屆內閣由於採取了“超越黨派”的立場，未與國會派系
發展關係並向有軍閥作後臺的議員提供足夠的資金。國會曾試圖以質詢和彈
劾案困擾內閣。兩位議長也許沒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為會使他們針對羅總
長的花招像事實上那樣是毀滅性的。
黎元洪設法任命了接替的內閣，繼續當總統。但吳佩孚的上司、直系領
袖曹錕越來越急於自己當總統。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底，他的代理人就開始組織政
治俱樂部，以便在國會為選舉拉票。①１９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