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他曾經多次指出那些往往以“新”的面目出現者，實系“沉滓的泛起”，此外還有“老譜將不斷的襲用”等說法。魯迅不管如何被一些穩重的學者罵為“趨時”，總不至於天真或糊塗到不辨新舊的罷？倒是王元化之批評五四，實在未曾出“新”。即以對進化論的否定，也不過反芻為他近年所深愛的杜亞泉在《精神救國論》中的陳詞老調罷了。 。 想看書來
文革後：一個倒影（6）
英國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中這樣說：“啟蒙運動的捍衛者堅信，人類歷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們能夠觀察到人類的科學知識和對自然的技術控制的日益增進。他們相信人類社會和個人發展都同樣能夠運用理性而臻於至善，而且這樣的發展註定會由歷史完成的。對於上述論點，資產階級自由人士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分子的立場是相同的。”波普也表述了同樣的觀點，說“達爾*命仍在進行”，雖然同時指出，“現在我們也處在反對革命的潮流之中”。
革命是激進主義的極端形式，因此，同時遭到學者的唾棄是必然的。
早在1980年代末，李澤厚就在改良與革命問題答記者問時宣稱：“不能盲目崇拜革命。”他說，像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不是“好”的革命，值得重新估價。何新把*與法國革命進行類比。王元化則把五四的“思想革命”同辛亥革命，乃至俄國十月革命等聯絡起來。整個1990年代，學界迴盪著一種反對革命的浮囂之聲。
革命沒有什麼可怕，其實革命就是改革，它不是必然要產生暴力和流血的。盧森堡，這個被稱為“嗜血的”女性，的確不曾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但是對於暴力，她只是把它看作是“最後的手段”，不得已而用之的。她說：“這不是出於對暴力行動或革命浪漫主義的偏愛，而是出於嚴酷的歷史必然性。”法國啟蒙思想家馬布利撰寫過一本描述法國革命史的書。直到那時候為止，在法國，“革命”一詞都是用來指稱*的，是馬布利在書中賦予“革命”的詞義以一種可以推動社會自由*化的積極的意義，在法國的革命觀上開啟歷史第一個缺口。他指出，以革命破壞秩序固然是壞事，但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不自由或者受奴役無疑更壞。如果要在“革命”和“奴役”之間作出抉擇的話，那麼無論如何是寧可接受革命的。關於法國大革命，基佐在他的革命史中是這樣辯護它的“合法性”的：“法國大革命是可怕然而合法的戰鬥，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鬥，是法律自由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鬥；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制革命的任務，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他強調，必須首先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才能真正批判和檢討大革命。他的學生托克維爾以同樣的原則，認為必須首先站在*一邊，才能批判和檢討*。這是一個基本立場問題。作為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它的鮮血在歐洲，在全世界澆灌出燦爛的花朵。美國—作為一個“新國家”的第一代開拓者，就有不少人同法國的革命者戰鬥在一起。即以美國革命本身來說，也都未曾避免血與火的洗禮的。托克維爾在美國考察後寫成的著作中，高度讚揚美國的*。他說，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能使人們隨意而公開地評價*—人*權原則，那麼“這個國家當然只能是美國”。在一些人看來，自由與平等是相悖的，好像只能二者擇一，不能並存。托克維爾在他的書中指出：*國家愛平等比愛自由更熱烈更持久，是因為真正的平等，是一定包含了自由在內的；有一個終極點使自由和平等匯合並結成一體。他認為，*國家的人民天生就愛好自由，他們希望在自由中享受平等，在實在不能如此的時候，也願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們可以忍受貧困、隸屬和野蠻，但不能忍受貴族制度。“在任何時候都是如此，而在今天尤其如此。”他特別強調說：“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與它抗衡的人和權力，都必將被它摧毀和打倒。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它的支援，就不可能實現自由；而專制制度本身，沒有它也難以統治下去。”
文革後：一個倒影（7）
有意思的是，1989年，當法國革命二百週年紀念的時候，中國知識界曾經給予熱烈的肯定性的評價。到了1990年代，它便遭到詛咒了，連同盧梭。五四之時，盧梭也頗受過一通攻擊的。在詛咒法國大革命以至所有革命的同時，英國自由主義乃至保守主義，受到普遍的推崇。的確，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兩個對峙的思想體系，波普稱作“漸進社會工程”與“烏托邦社會工程”，哈耶克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