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五四激進主義的攻擊與對進化論的攻擊是連在一起的。他們相信，進化論是激進主義的起源。
王元化“反思”說，過去對激進主義曾經有過“同情”，這種認識上的連續，“是由於受到‘五四’庸俗進化論的影響”。他在《清園近思錄》中說到：“過去我們對進化論的積極意義談得太多了，至於消極方面則很少談到。魯迅在1920年代末說，他過去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殺才使他糾正了相信進化論的偏頗。魯迅也許是在我國現代思想史上最早對進化論進行自省的人。不過這種反省只限於指出進化論缺乏階級觀點；至於‘新的必勝於舊的’這種觀點，則並未觸及，甚至毫無改變。（例如糾正只信進化論偏頗的是惟有新興的無產階級才有未來＇17＇，這裡所肯定的是無產階級是因為它是新興的緣故。—作者補註）如果要探討當時所形成的庸俗進化觀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帶來的消極影響，就應著眼於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與舊的觀念。這種觀念認為新的都是好的，進步的，而舊的都是不好的，落後的。所以談論舊的就被目為保守，批評新的就被目為頑固。在進化論思潮下所形成的這種新與舊的價值觀念，更使激進主義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聲。這種影響在今天的思想界和文藝界也同樣存在。……據其原因，即來自長期所形成的‘越徹底越好’和‘新的總比舊的好’這種既定的看法，並以這種看法去判斷是非。”近年來，在中國的文藝界和學術界，確乎存在著一種“趕時髦”的現象。而在進化論的演變過程中，出現把人類社會等同於自然界，機械搬用達爾文學說，形成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因此造成不良影響，這也確乎是一個事實。“新”與“舊”是相對而言之的，有時候相當含混，但是當絕對化到“新的必勝過舊的”時，是否會認為試管嬰兒必優於嬰兒，而未來的“克隆人”又必優於“試管人”呢？一時也很難說。但是，必須指出，在復古主義—保守主義思潮重新抬頭的1990年代，“新”與“舊”的劃分卻有了思想鬥爭史的特殊意義。我們知道，達爾文學說最早介紹到中國，始於嚴復的《天演論》。然而，這譯著是“做”出來的，並不忠實於原著。譯者是把赫胥黎與斯賓塞的思想進行取捨與整合，以表達一箇中國近代思想先驅者鑑於“自強保種”的現實要求和基本立場。其中，斯賓塞被公認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其社會進化論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而赫胥黎，素有“達爾文的鬥犬”之稱而為魯迅所讚譽。透過思想的稜鏡，於是我們看到，進化論呈現出了不同的影像：有西方的進化論，也有中國的進化論；有學者的進化論，也有戰士的進化論。在五四發揮影響的進化論思想，正是被嚴復改造過的達爾文思想，是中國的戰鬥的進化論。首先，作為一種新的宇宙論，它瓦解了傳統的天人合一、天道不變的帝制宇宙論；在普遍價值的原則下，以一種危機感，喚醒“鐵屋子”裡熟睡的國民；在因循守舊的生活中，在抗擊反對倒退的政治復辟勢力和復古的思想勢力的鬥爭中，它給予時代的人們以進步的信念和前進的勇氣。這就是進化論在五四的意義。作為一種學說或理論，有它的侷限也即“偏頗”，這是不足為奇的。奇的倒是王元化在指出魯迅在“反省”進化論時，只限於“缺乏階級觀點”，而對“新的必勝過舊的”的觀點則“並未能觸及，甚至毫無改變”。他舉的惟一的例子是：魯迅說了“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話，而這尚未糾正進化論的“偏頗”—其實也就是魯迅的“偏頗”—的要害就在於“這裡所肯定的無產階級是因為它是‘新興’的緣故”。魯迅說及進化論的“偏頗”，我們可以做兩個層面的理解：淺表的層面是語言學、修辭學方面的，暗含國民黨的“清黨”是一種倒退、退化，世界不容樂觀；另一個較深的層面是觀念上的，認為社會上的事情畢竟不同於生物界，是有著複雜的階級關係和別的社會關係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能夠認同*主義的“階級論”。至於“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一語，在原文中也當有兩層意思：一是“無產者”無論在世界在中國，確屬“新興”，這是一種客觀實在，沒有什麼可怪異的；二是不滿於當時創造社、太陽社之動輒“無產階級”，所以用了“新興”二字，以順帶譏嘲和否定那些掛了“無產階級”之“匾”的非急進的急進革命論者。但是，即使承認進化論有它的“偏頗”，魯迅也從來未曾否定過進化論，否定過進化論在五四的作用，並以此否定五四。至於對“新的必勝過舊的”這“偏頗”，魯迅太有警覺了。他早已明徹地意識到中國的改革中的羼雜和反覆的特點，從來不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