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攻訐，把社會的注意力吸引在大量的爭論吵鬧中，從而人心動盪，無所適從，任何決策和執行阻礙更大，經濟發展大受影響。……二十年前又有過‘*’的經驗，萬一因黨爭、派仗發生失控的變故*，就會不可收拾。”“像選總統，反對黨（多黨）制度等政治*的確重要，但遠不是當前中國現實所急需。現在如實行這些東西，反而會糟糕。”他提出關於改革的“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四順序，方案十分具體。他是擁護權威的，說：“中央需要有權威有權力，所以我重視中央以及各級政府的權威。現在已經很弱，再弱就會對社會失控，就很危險。”所以，他諄諄告誡道：“與政府合作，也不一定就同化掉，現在有些人帶著良心走進政府各部門，各種機關事業單位，……在允許的限度內，可以能多作一點……”＇13＇在這裡，我們撇開具體的政治問題不談，僅僅回到五四的評價問題上。對此，李澤厚有過許多否定性的說法，但大部分重複他人，並無創意。如所謂“轉化性的創造”，與林毓生“創造性的轉化”，不過倒轉一下罷了；他說的“西體中用”，其實賀麟早在1940年代就把這個主張提出來了。在否定五四方面，他比海外學者走得更遠。他明確說：“我不太相信上層建築革命、意識形態、文化批判這套東西能使中國問題得到解決。”五四就是“這套東西”。五四的確不能解決全部的中國問題，但是，至少有助於促進問題的解決。況且，作為知識分子，只能擁有和使用“這套東西”，除了政客化的學者，他們別無長物。當然，僅就思想文化本身而言，也不能說就不成其為“問題”。李澤厚還有著比那些反對五四激進主義的林毓生們更為激進的地方，就是：“告別革命”。雖然許多學者的論調也包含了這層意思，然而琵琶半掩，畢竟羞澀，不像他這般明朗，完全走出屏風之外！
1990年代的王元化，大不同於1980年代的王元化。他不再“為五四精神一辯”了，在這個問題上，據說他經過“近年反思”，已經有了很出色的新見解了，就是：“今天不能簡單地繼承五四，而應對五四的缺漏進行補充。”他表白說，他早年也很激進，“但九十年代初由於想透過思維方式與思維模式的探討去發掘極左思想的歷史根源”，於是，“反思”的結果，就不能不為真理—“最高的幸福”—“拋棄一些‘最心愛的意見’”＇14＇。對五四的批評，是同“國學熱”一同興起的，想來有深因在；令人困惑的是，早在1980年代末泛起的“後現代思潮”，也同時向五四發起攻擊。“後現代”的才子們認為科學*不過是西方話語霸權的產物，中國五四以來近一個世紀的文化思想都為西方話語所殖民，五四的一代對西方的殖民話語完全掉以輕心，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話語，所以才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採取了簡單粗暴的否定態度。他們不知道，五四先輩即使被“殖民”，也沒有半點殖民心態；倒是他們今天做定了“主權國”的英雄，卻嚼著滿嘴化不掉的洋名詞不放，成了“夢裡不知身是客”的十足的孱頭！就這樣，在民族主義的路標那裡，“後現代”和“前現代”走到一起來了。 。 想看書來
文革後：一個倒影（4）
學者們對五四的攻擊集中在激進主義上面。現代的學者比公開標榜“國粹”的傳統的學者聰明，就在於他們在字面上總不肯把五四給“全盤”否定，大約因為這樣將給人以有欠全面、公允和寬容的印象而有損學者的形象罷？然而實際上，這裡肯定與意在否定的東西，明顯是相悖的。比如林毓生評價說：“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但在思想上的建樹，實在是非常有限的。”又說：“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們熱忱地獻身於激進的目標，完全無視各種客觀和主觀因素的限制，使他們招致了理性的批判。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他們激進地拒斥中國遺產也掃清了許多妨害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的邪惡勢力或毫無用處的思想和實踐。”但是試想，如果五四人物不是“迫不及待”地採取“激進”的行動，那些“邪惡勢力”難道是可以“掃清”的嗎？難道我們不嫌“掃清”一詞太激進主義一點了嗎？李澤厚一再強調他不贊成啟蒙運動，因為“這種運動仍然是內容第一，破壞性的”；早在1989年紀念五四時就提出：“‘五四’有一個‘激情有餘，理性不足’的嚴重問題，它延續影響幾十年直到今天。所謂‘激情’，就是指急進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毀現存事物、體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緒和感情。”王元化扔掉啟蒙的短衣，換上“國學”的袍子時，對於他一度讚賞過的五四的這點精神，也隨即變得避之惟恐不速了。其實，這是一種“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