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文法觀念也是拒斥的，聲稱“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他前後出版的著作，堅持使用文言文，繁體字，豎排本，這在現代眾多學者中間是突出的。 。。
文化遺民陳寅恪（2）
1920年代中期，“國民革命”勃興。此間，黨派政治，工農運動，俄式道路，各種主義，都不是君主制的衛道者所可接受的。所以，先有王國維之赴死，後有陳寅恪之輓詞。及至國民黨“*”，乃系王政時代所未見者，自然更為陳寅恪所痛詆。1930年，他述及中國學術現狀時，說：“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在此，與其說不滿的是政權的性質，毋寧說是政權的形式，即無君無臣的非“正統”性。他是把整個現實中的政治文化看作是新文化的一部分的。殊不知，他所稱的“黨家專政”，其實是舊制度的產物，是生殺予奪的帝王政治的借屍還魂。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自由”等口號，長期停留在思想層面，卻沒有能夠成為政治制度的基礎。1949年以後，他以文化的眼光看政治的態度並未改變。海外有學者著文申說他的“*立場”，其實是反對新文化的一貫立場的延續，正如他本人所自述的：“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事勢，噤不得發。”對於共產黨政權，他有明確的表態：“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這種不合作主義態度，是傳統士大夫式的，與西方知識分子對權力的疏離與對立有著根本的不同。1956年，陳寅恪列為政協委員，頗受“禮遇”。他有聯語云：“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有詩云：“今宵春與人同暖，倍覺承平意味長”。他也不無滿足之感的，有詩為證：“餘年若可長如此，何物人間更欲求。”無須諱言，他的詩集不乏現實政治的感喟，但是，篇幅更大的是自傷懷抱，以及作為一個歷盡滄桑的史家的興亡之感，是“負鼓盲翁”唱給舊文化的深情輓歌。
陳寅恪幾次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為人所稱道。考其出處，用法有三：其一是維護“我民族”的獨特性，此即為《論韓愈》、《柳如是別傳》的主旨之一；其二是反對政治對學術的干預，保持學術的“中立”價值，亦即王國維所說的“學問之自由獨立”；其三指治學態度，不可依傍他人。其意如此，距真正的獨立精神尚遠。獨立與自由，是一種新型的文化品格，它們是不可能脫離現代價值觀念而存在的。
在近人中，陳寅恪和王國維極重學術的地位，他們同樣力求以學術重振業已衰微的民族文化精神。雖然，陳寅恪也曾言說“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其實這也是他所說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外來學說的吸收，無非在促使“新儒學之產生”而已。這種學術思想，與他的研究方法，包括以詩證史的方法，甚至敘述方式頗相一致，常有濃郁的“本家”氣息。他一生著述，少有系統條理的史述，多為筆記式的考據文章；由於留學時深受德國語文考證學派的影響，所以能夠在原來乾嘉學派的基礎上更進一層。
《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晚年的得意之作。所謂“著書唯剩頌紅妝”，兩書均借“罕見之獨立女子”作主角，感懷身世，發憤明志。表面上揄揚女性，固有的傳統觀念卻隨處可見，尤以後者為甚。關於柳如是，書中寫道：“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辭，成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述及柳如是與諸名士往來而以弟自稱時，說：“河東君之文采固不愧子由，臥子牧齋作詩，以情人或妻或弟牽混，雖文人做作狡獪，其實亦大有理由者也。一笑！”書中還開柳如是“三寸金蓮”的玩笑，說清政府幸未令女人放足，否則“迫使河東君放腳，致辜負良工濮仲謙之苦心巧手也，呵呵！”寫到柳如是內服化妝品發為“熱香”，則說：“河東君之香乃熱香，薛寶釵之香乃冷香；冷香猶令寶玉移情，熱香更使臥子消魂矣。”及至柳如是於歌筵綺席間議論風生，不禁贊曰：“對如花之美女，聽說劍之雄詞，心已醉而身欲死矣。”狎暱，庸俗，明顯是一種沒落計程車大夫情調。
作為詩人學者，陳寅恪自有其存在之價值，但不必懸作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正如“為學術而學術”自有其成立之理由，不必一定尊為學術之正宗一樣。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固須立足於自己的專業，又須超越自己的專業，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體現對現實社會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