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由並非恩賜得來，他認為，它的實現過程，是“言論界與政府當局惡戰苦鬥之歷史”，所以他一生堅持把爭取新聞自由同政治自由的鬥爭結合起來。在鬥爭中，他也有過於樂觀、輕信的時候，難得的是，他以“新聞界戰鬥的壯士”自許，“儘自己之天職，平社會之不平”，屢仆屢起，直至死而後已。
評傳詳盡地敘說了作為報人—也可以看作是傳媒的—不自由的境遇，從而愈加凸顯一個自由的靈魂。我們說邵飄萍為“自由報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體的行為方式，自由作為一種環境條件而被利用的機率，而是主觀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選擇和支配了一切行動的始終一貫的精神。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飄萍送上了祭壇。無論對於時代，還是對於個人，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紀念，即使時過境遷，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相關者”，而視之為殘酷的事。
2006年3月6日
文化遺民陳寅恪（1）
昔時評騭士人，常言“道德文章”。所謂文章，亦可泛指學術，或其他藝文類。在這裡，道德是第一位的；還有一層意思是說，道德與文章是一個整體，兩者不可能完全分開。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這樣的批評標準也還沒有過時；近來傳媒，對於知識分子的“人格”不是頗費了些鼓吹嗎？問題是，辛亥—五四的啟蒙主義運動，已然把中國文化的歷史截成兩段，道德文章也者，便判然有了新舊之分。
學者陳寅恪，其道德文章，為時人所推重；自《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之後，更傳誦一時。有關的評論及著作，甚或稱作“學人魂”、“當前精神領域之偶像”，推許之高，前所未有。的確，陳寅恪在歷史學，以及相關的眾多學科內均有所建樹，且不少具有開拓性質；而一生恪守學人本色，絕不曲意阿世，尤屬難得。但是，所有一切惟侷限在舊文化範圍，與新文化扞格不入。作為“文化遺民”，陳寅恪的氣節，本質上是維護舊文化的；今天所以變得特別稀有，乃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以長達幾十年的集體性精神潰敗，而突顯固守的意義而已。
陳寅恪嘗自謂：“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其先人是晚清一代變法開風氣的人物，故少時受到一定的思想薰陶；但是到了後來，便以陸游自況，對變革持有異議了。陸游祖父本王安石門人，後為司馬黨，列入元佑黨籍，故陳寅恪有詩云：“元佑黨家慚陸子。”自稱“舊黨”中人，所要反對的是什麼呢？他有另外一段著名的自白，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張之洞，陳寅格一直服膺其“中體西用”說，贊為“中西體用資循誘”；直至1960年代，摯友吳宓仍證實，他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反對“西學”對“中學”的改造，這種由來已久的思想主張絲毫未曾改變。1927年，王國維投水自沉，以前清冠服入殮。陳寅恪不同一般識見，認為王氏所殉，非系“具體之一人一事”，而在神州文化的陸沉。他把這種文化定義為“三綱六紀之說”，並且認為，其存在必須依託“有形之社會制度”。陳寅恪挽王氏的詩詞有云：“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吳宓解說陳詩乃“悲王先生之忠節”，又說“王先生所殉者，君臣之關係耳”。表明陳寅恪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君臣大綱的認同，對君主制的認同。至於大清王朝，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構件罷了。對於曾經力主君主立憲制的梁啟超，他深為惋惜，以為“不能與近世政治絕緣”。既視政治改良主義者若此，遑論革命？近世之*共和，在陳寅恪的論著中不著一字，實有深因。封建時代的政治秩序，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深遠的。但看近今有治思想史的學者宣稱“告別革命”，揚康有為而抑孫中山，對於陳寅恪所抱的保守主義態度也就不足怪異了。
新文化運動興起時，陳寅恪及吳宓等尚在海外求學。據吳宓*吳學昭所記，“對於陳獨秀、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他們認為甚為偏激”，於是，這就成了稍後由吳宓出面主編《學衡》，提倡復古主義的因由。陳寅恪對《學衡》的宗旨是贊成的，但並不直接參與，只在刊物上發表少數詩文。新文化運動把語言文化革命當作顛覆傳統意識形態的突破口，力倡白話文，並試圖推行文字改革。國粹派則堅決反對白話，主張不廢反現代、反大眾、反實踐的文言文。當時的“文白之爭”，其本質是新舊兩種思想之爭。但當白話文流行已久，陳寅恪仍主張用對對子來測驗學生的國文程度。他強調中國語文的特性，固然反對漢字拉丁化，連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