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思想者。
退一萬步說，即使魯迅毫無其他的“建設性”可言，沒有立，只有破，我們就能小覷這樣一箇中國社會的清道夫嗎？在一個充斥著官僚學者聰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國”裡，魯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國家集團與個人之分。如果連根本性的問題，譬如像“革命”，“鬥爭”，“主人”與“公僕”，“奴隸”與“奴才”，“亂”與“叛”，“流氓”與“戰士”，“自由主義”與“好政府主義”，“權威主義”、“憲政主義”與“動物主義”等一些語詞，到底是甚麼涵義還未及弄清楚，雖然給中學生編了“公民教科書”，也怕難免“誤導”。至此，忽然想起魯迅寫的一首打油詩《公民科歌》，說的是周實先生老鄉的事，不覺啞然失笑。實在扯遠了，失敬得很，就此打住。
即請
夏安
林賢治
2001年5月20日，深夜裡。
自由報人邵飄萍（1）
今年是邵飄萍誕辰120週年，也是遇害80週年。春節前，收到散木先生寄來的這位民國報人的評傳，不禁一口氣讀完。掩卷之際，慷慨有餘哀：隨著一個時代的遠去，像邵飄萍這類人物也當不復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歷史家，且講究實證，所以評傳用的材料特別翔實。書中有一個好處是，它並不拘限於敘述傳主的個人生平，相當部分涉及當時的報界文化界，乃致整個社會情狀，是時代與人的全景式呈現。然而，歷史的面影，總是教人感覺陌生。我們想像不到，大清帝國經過那麼多重大戰事的衝擊可以巋然不動，竟然因為一個小小的排長而頹然坍毀。同樣難以想像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國會是一個空架子，政權很快由革命黨人拱手讓給了一位老廷臣。不過，袁世凱意欲稱帝到底通不過，此後的接班人匆匆來去，好像也沒有誰能夠在一個弱勢政府裡站得住腳。儒教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貫徹了幾千年的基本原則早已無法維繫人心，*共和的空氣畢竟瀰漫開來了。“百代都行秦政制”，這種制度，無論如何的封閉和嚴密，總會在某個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點，哪怕開始時只是一道狹窄的裂隙。我們說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們充分地利用了這個短暫的間隙，興起一個“新文化運動”，透過文化的輪子推進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這是一個無政府、無組織、無秩序的時代，一個自由創造的時代。邵飄萍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裡開始他的報人生涯的。不幸的是，這個時代太早結束於國民黨的“*”的鐵腕裡了，尤為不幸的是，邵飄萍的生命結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斷，以他這樣酷愛自由、生性激烈的報人，如若不是死於軍閥的屠刀之下，及後也必將在“*”的書報審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飄萍於1886年出生於浙江東陽縣。清末西風東漸，沿海一帶可謂得風氣之先，而東陽又是最早出報人的地方，因此，邵飄萍選擇辦報作為終身事業並非偶然。既要辦報，就意味著開拓公共輿論空間；問題恰恰是，專制統治者歷來推行愚民政策，將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壟斷傳媒，控制言論，極盡一切手段封閉這個空間。雙方的衝突變得無可避免。
自由意志與權力意志誰勝誰敗？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許多人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其實他們的“自由”僅只停留在觀念上面，甚至託庇於權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諸鬥爭實踐。邵飄萍不同。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實與真理，他一直執著於作為一個自由報人的理念，與權力抗爭，就像赴火的飛蛾一樣，不到死地不肯罷休。自杭州光復，他辭去教職與人合辦《漢民日報》時起，即注意充分發揮報紙作為“社會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權，監督政府，結果引起革命新貴及黑社會勢力的嫉恨；三年之後，報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牢獄之災。關於這段經歷，他曾回憶說：“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汙吏處於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為“新聞救國”的意願所驅策，返回上海辦報。1916年作《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撰寫“北京特別通訊”，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與黑暗。從高階到底層，他深入採訪，洞察幽微，議論縱橫。這些文字，多發人所未發，或不敢發，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反響。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自由報人邵飄萍（2）
北京畢竟是全國的政治中心。邵飄萍並不滿足於做上海方面的揚聲器，他要擁有自己的喉舌，便於1918年10月，在北京創辦了《京報》。在發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