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的信仰有關。但是應當看到，這是有條件的，是一種自由選擇，雖然受“導”，在他本人卻是一點也不迷“誤”。他的清醒，透徹，只要參閱左聯成立的當月（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謙信即可。馮雪峰，瞿秋白，確乎是魯迅的朋友，受到他們的一些觀點的影響是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魯迅的多疑和固執，要他改變自己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事實上，他與瞿秋白、馮雪峰在許多相同的問題上，比如翻譯，比如大眾化，比如知識分子問題，比如統一戰線，看法並不一致；而且只要一比較，總是魯迅顯得鋒利，穩健，而且深刻得多。 txt小說上傳分享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7）
魯迅對“組織”這東西是一直存在戒心的，且看他對許廣平信中詢之以是否加入“團體”問題的答覆：“這種團體，一定有範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只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他後來所以加入一些團體，如左聯，又如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要而言之，都是為了與政府對抗的緣故，目的借個人以壯大社會反抗的力量。這類團體在構成方面並不嚴密，因此，他的加入是以不致損害個人的自由意志為前提的。如果個人與團體之間發生衝突，他或許有“顧全大局”而隱忍的時候，如他在信中曾經說到過的，如受傷的野獸一樣，鑽入林莽間舐幹傷口的血跡，不讓人知道；但這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自設的限度，就要公開反抗了。這反抗，正是他在組織裡保持的個人自由。左聯的情況就是這樣。他不能讓個人屈從於所謂的“組織”，或什麼“元帥”之類，且看他最後的反抗—答徐懋庸的萬言長文是最有代表性的反抗文字—是多麼勇猛，莊嚴，富於道義的力量！
至於說到魯迅“誤導”別人，包括先生，大約這要同“接受主體”有關的罷？至少我相信，魯迅不同於別的“教唆犯”，他沒有說要別人相信他，相反倒是要別人不相信他，他說他沒有那樣給別人指明出路的本領，連對誠懇請教他的學生也如此；此外，他把他的東西寫出，就像他打的比方那樣，“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一併擺在地攤上，任人挑揀。而先生以為合用，何以不挑這個而偏揀那個呢？
歷史怎樣演變可以存而不論，不過，倘使先生當年確是出於魯迅的引導，才奮起同一個*專制的政府作鬥爭的話，我至今仍然得說，這“導”並不見得便“誤”，無論對魯迅，對先生，都很可以引為光榮的。
十、最後，說說破與立。
先生說“啟蒙應當有破與立兩方面的意義”，這是的確的。對於破與立，行文間雖然未曾作優劣之分，但畢竟傾向於以“立”為上。在比較魯迅不如胡適時，先生指魯迅主要是“破”的，而胡適則主要轉到“立”的上面去便是。學界大抵也持類似的看法。其實，破與立其來有自，所司不同，彼此亦往往互動為用，不可取代。作為一種象徵性符號，破與立可以作許多引申，例如：知識分子就是破的，學者和廷臣是立的。知識分子同學者廷臣一樣使用共同的專業知識資源，但是透過批判，卻能以社會問題啟用既有的專業知識；學者和廷臣惟在積累，學者積累學問，廷臣則積累權力化的操作技術。擴而言之，社會運動也是破的，五四運動就是最大的破，而憲政建設一類則可以說是立的了。但是，社會運動—自然不同於蔣介石以“*”名義製造的“新生活運動”之類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先生屢次申言繼承“五四精神”，應當被認為是對五四作為社會批判運動的作用所作的高度估量；如果捨棄了批判，捨棄了破，在禁錮嚴密的傳統文化面前，陌生的西方現代觀念將無隙可乘，那麼所謂的“五四精神”剩下的會是一些什麼呢？在一定的歷史場合，破比立甚至顯得更為重要。
說到魯迅的“立”，先生指為“因為創造社的攻擊而學得的新思潮，又因為馮雪峰與瞿秋白的介紹而嚮往的新世界”。但不知先生之“新”何謂？魯迅留學時介紹十九世紀後葉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國”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產主義，在中國，也非魯迅首“立”；但於接觸和閱讀，則要比創造社輩早得多。他確曾說過感謝創造社“擠”得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僅此而已；也確曾說過“相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這也是他一貫的與“有產者”相對立的平民意識的表現，並非宗共產主義的宣言。*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正如其他主義一樣，無疑豐富了魯迅，卻未曾改變魯迅。他有他的思想。既能容納新潮，又能抗拒時流，此之謂真正的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