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公然宣稱報紙是“供改良我國新聞事業之試驗，為社會發表意見之機關”，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政府，說：“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所為作也。”在大學校園裡，《京報》最受歡迎，它成了五四發難者的堡壘。在此期間，邵飄萍倡議成立北大新聞研究會，還擔任當時有名的《國民》雜誌的顧問，這份雜誌與《新潮》一樣，是《新青年》最重要的兩大援軍。他站在學生運動的潮頭，四出活動，吶喊助陣，不愧為中國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遺餘力的宣傳家。五四運動後，報館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緝，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鬥志並未因此受挫，態度十分堅定，說：“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臺，《京報》9月復刊。在政治權力中心辦報，目標太大，何況前車可鑑，本當改弦易轍，然而，邵飄萍仍然不改“扒糞者”的老脾氣，繼續挑戰強權。此外，還以革新家的氣魄，從報紙內容、版面直到經營管理，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使《京報》的發行量迅速上升。
在報社內部，此時，邵飄萍算得是當權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為一個普通記者和時評家的權利，而不是權力。相反，對於權力，他有著相當深入的認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