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儲存在密閉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解體一樣。”解體太緩慢了。這種速度，不但不能滿足少數先覺者的期待，而且實際上，也不可能使中國免受捱打的恥辱與覆亡的危險，這樣，政治體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統治者對於死亡異常敏感。在大*者，長期垂簾聽政的慈禧看來，政改如同玩火，其結局只能加速以其個人為中心的權勢集團的崩潰，於是及時地把光緒帝及其政改計劃給扼殺了。“百日維新”的悲劇，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經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們，開始強烈地意識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進行下去的。正是這個專制*的政府，成了外國強權利益的保護者，成了民族獨立、自由和進步的死敵。這時，法國大革命的電火，穿過時空的密雲迅速來到東方，在日本東京的留學生群中開始醞釀暴風雨。
革命勢在必行。武昌城頭槍聲乍起，全國隨之易幟。一個為轉戰數年、席捲了大半個中國的太平軍所無法推翻的政府，頃刻之間，居然結束在一場紙紮般的戰鬥裡了。勝利的歡樂十分短暫。革命黨人開始蛻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依然為舊勢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換了“革命”的招牌。袁世凱稱帝是其間的一個帶有代表性的事件，雖然不成功，卻使溫和的共和主義實驗嚴重受挫。革命黨領袖孫中山不得不再度組黨，而專制軍人，則利用袁世凱死後的權力真空，極力發展私人勢力，以致爭城奪池，戰亂頻仍。人們在絕望中發現：革命前，他們是奴隸，革命後一樣是奴隸；所謂革命，不過是一個幻象而已。
幾千年的封建帝國，猶如一頭巨獸，頭被砍斷了，龐大的軀體不但不見腐爛，而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著。這是極其可怕的。事實證明，膚淺的政治改革無濟於事，必須有一個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運動，啟發國民的“最後的覺悟”，以促進社會的根本性改造。這個啟蒙教育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上。
“知識分子”一詞，於1920年代末才開始在五四的繼承者中使用。在整個新文化運動期間，啟蒙的先驅者都不曾找到合適的名詞為自己命名。五四則為其開出了一張“明確的出生證”。就像這新式名詞一樣，這批人物，獲得了為中國傳統士人所不具備的新型品格。他們大抵出身於紳士階級家庭，有著相當一致的經歷：進私塾，也入學堂，然後出洋留學；既熟讀經書，也通曉西學，這樣完整的知識結構，在國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們會變得那般的胸懷博大，視野開闊，氣質不凡。與此同時，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又帶給他們以內在的分裂性質：隨著鬥爭環境的展開，而易於趨向對傳統的偏離和決裂。作為西方觀念的傳輸者，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確也顯得非常大膽開放，但正如美國學者史華慈所說，他們“就其個人文化而言，都是頗為愜意地深居於傳統文化之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2）
科舉制度的廢除，切斷了知識者與權力社會的聯絡，甚至使他們失去了身份的依據。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自由職業者。這種不再需要官方認同和缺乏物質保障的生存狀態，加強了他們與社會的親和力。這時，眾多教育機構—其中主要是大學—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間，新的同一性；報紙雜誌蜂起，據胡適保守的說法，1919年就湧現了四百種報刊；出版業隨之有了很大的發展。教授、學者、編輯、記者、文藝家、翻譯家，在短短几年內，知識分子的人數劇增；青年學生作為一種後援力量，環繞在他們周圍。他們可以獨立地說話了。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們的身份，他們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因此不但與權力者對立，而且自覺疏離和力圖擺脫以軍事組織為基礎的革命勢力，堅持批判的精神和與政府相反的立場，以慷慨赴難般的熱情，致力於破壞上等社會以護衛下等社會，傳播自由、*、科學，新人類解放的知識、觀念和種種資訊。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大幸運，在於沒有一個*而強硬的政府。民元以後，*先後換過好幾批人物，然而都因為立足未穩，而無暇或者無力顧及知識分子的存在。這樣，他們彷彿生來就擁有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人類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這些權利有沒有寫到憲法上並不重要—在一個專制國度裡，“法治”往往更糟，因為其立法的精神永遠是敵視而不是確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實踐的可能性；由於權力鬆弛，也就給思想在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