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在中國，從顢頇的官僚到中學生，從武人到遍身油汙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這名目，可是對它的意義，則普遍缺乏瞭解的興趣。他們也許會從因循的教科書或報刊那裡得知*示威的情節，把洶湧的人潮和趙家樓的火光，當作狂歡節的象徵。實際上，這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瀕臨結束的訊號，甚至無妨視作一場提前舉行的悲壯的葬禮。他們不知道，未曾經過充分的理性啟蒙的革命，潛伏著怎樣的危機；不知道現代知識分子出師未捷而中途敗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程序；他們不知道，目下匱乏的，正是當年的運動所竭力爭取的；不知道八十年來，幾代人的命運竟會如此交疊扭結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知識分子的“創世紀”。可是，他們全面背叛民族文化傳統的英雄主義行為，並沒有得到賡續；新的價值觀念體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悲劇性的結局，甚至整個的過程結構，包括它的意義所在，長期蒙受障蔽。比如，作為運動的主體是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自組織，自生長；在政治家的眼中，則明確地被置於黨派的領導之下。生機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經濟的被動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實，無論是國民黨人或是前共產主義者，當時都不可能左右運動，相反只能服從運動自身的獨立指向。而這，正是現代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驕傲。起源於中國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機，新文化運動就其性質而言，是一次啟蒙運動，是反對專制主義和矇昧主義的叛逆性行動，而不是單純的反帝愛國運動。把它看*國主義運動，僅只符合後期政治性轉向的表徵，而無視於運動的全過程，完全抽掉了其中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內容，抹殺了世界主義也即“現代性”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權威主義推到神聖的地位。啟蒙運動的物件是廣大國民，主要是勞工大眾，結果啟蒙主義者，知識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物件。當年的知識者高叫“到民間去”的口號，滿懷熱忱，到處播撒盜來的火種；到了後來，卻帶著洗刷不清的“原罪”，“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生產方式和職業特點的獨立的階級，被人為地削減為“階層”，作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於啟蒙的先驅者們立足於社會的改造，不曾為權力者準備種種治國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來，好像他們都是一群夢想家，並不存在確定的鬥爭目標。其實，他們把所有一切都寫到旗幟上去了，那就是：*，科學，自由，*。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沒有壓迫和奴役的國度，真正的人的國度，並且為此奔走呼號；然而不出幾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於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黑暗王國裡了。
關於五四，長期以來存在著兩個闡釋系統：一個是政治的，或者稱作政治家的；一個是文化的，也可稱作知識分子的自我闡釋。在前一個系統裡，五四知識分子的作用，明顯地被縮小為“先鋒”作用，而不是主體的作用；由此出發，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變革程序中所應擔負，而實際上也完全有能力擔負的啟蒙—批判—文化建設的角色，就給否定掉了。至於後一個系統，知識分子往往過於自輕自賤；及至1990年代，有少數以權威自居的學者，相率發起對五四的啟蒙性和戰鬥性的攻擊。至此，兩個系統便合而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轟轟烈烈，紀念起來好像也頗熱熱鬧鬧，事實上運動早已經完結。說它完結，並非因為時過境遷，也並非因為政治勢力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入侵，而在於知識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動地放棄了自身的權利和責任。
歷史的復活，有待精神的覺醒。這精神，不屬於“歷史客體”，它植根於當代人的每一個個體中間，且為他們的生存狀態所決定。不同時代的人們，如果都為同一種精神所喚醒，所激發，給歷史劃界將會變得多餘，當代舞臺會因此而獲得大幅度的擴充套件，人類謀求自由*與科學的鬥爭，前前後後也就有了熱烈而深長的呼應。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1）
二十世紀是一個偉大的起始。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就已經艱難地挪動它的腳步了。改革是被迫進行的。清政府官員在“內亂”面前，猶能做“中華大帝國”的酣夢，直到洋炮的轟鳴從南方海岸傳來，震撼了宮廷的座椅，這才下決心“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先是做軍火買賣，接著開礦山，修鐵路，廢科舉，興學堂，派遣留學生出國，以及官員出洋考察，等等。*描述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儲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