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造就了千載難逢的有利機會。從1919年起，新文化運動透過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學—陳獨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學—在全國迅速形成一個山鳴谷應、風起雲湧的局面。這是一個探索的時代，爭鳴的時代。哪裡有知識分子，哪裡就有他們的社團，有他們的報刊，有他們的各種各樣的討論。這些知識分子團體既是職業性的團體，更是精神性的團體；雖然散佈很廣，卻為共同擔負的變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現代觀念連結到一起。這種狀況，頗有些類似法國曆史學家科尚在論述雅各賓主義時使用的概念：“思想協會”。什麼叫“思想協會”呢？這是一種社會化的形式，並非組織嚴密的存在實體，因此它不牽涉每個成員的具體利益，這些成員的聚合只是與觀念有關。在這裡，“思想協會”不包含科尚說的有關*政體方面的內容，它所呈現的是成員的鬆散的一致性。正是這種一致性，顯示了五四知識分子集體作戰的“團隊精神”。
1919年3月，法國發表了以羅曼·羅蘭為首的世界多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共同簽名的《精神獨立宣言》。他們對知識分子放棄獨立思想的權利和能力，屈服於武力，為了政治、黨派、民族和階級的利益而參加罪惡的戰爭，作出嚴正的批判。這個宣言被譯成中文，於年底和《新青年雜誌宣言》一同發表，表明了五四知識分子強烈的集團意識和獨立自治的精神。他們高揚現代理性批判的旗幟，努力透過由他們自己發動和領導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黨派運動”向“社會運動”轉化。在運動中，他們表現出了高度的團體認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被囚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