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的，絕不是疏遠的。但100多年以前的朱孝臧所編的《宋詞三百首》，偏不選他那一首《破陣子》，所輯之辛詞，充滿了“憂愁風雨”、“斷腸片片飛紅”、“脈脈此情誰訴”的幽懷苦緒。亦即受官場排斥打擊，落魄閒居情況下的詞作。那時的他，莫說已遠離了金戈鐵馬的軍旅生活，甚至也遠離了都市生活，接近過著半隱的一種生活了。但產生於此時的辛詞，也幾乎無一不是佳作啊！還有范仲淹，誰若僅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名句來評說他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其實是極不全面的。他也寫下過似乎遠離現實生活，只吟自家苦悶的詞呢！李清照更是如此；晏殊也差不多是那樣，而以周邦彥最為典型。至於英國的夏洛蒂姐妹，她們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幾乎一向是間接的，但《簡·愛》無疑是極現實主義的作品，《呼嘯山莊》的基調也是。兩部名著與其說是成功於人與現實生活的緊密關係，毋寧說是成功於女作家特殊的虛構天賦……
作家不是記者，不能，也完全沒有必要像記者一樣去“接觸”現實生活，還是將那一種“接觸”的方式讓給記者的好。
與現實生活之關係緊密也罷，疏遠也罷，從表面和理念上分，“出世”也罷，“入世”也罷，只形成他們筆下的作品風格的迥異，卻並不是決定一名作家優秀與否的前提。
記者“接觸”現實生活，所要獲取的資訊往往是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生了什麼事件，怎樣發生的，及其結果。沒有對這些的報導前提，不是一名記者所寫的好的報道。所以記者一定要親臨現場。
作家則不同，作家也許遠離那現場，也許只是從新聞中瞭解了那事件，但他須用心去體會那事件，他更進一步“研究”和考察的是——人性在那一事件中將有些怎樣的表現？為什麼？人的命運怎樣被那一事件擺佈了，它將使人性留下哪些後遺症？等等。總之，作家做的，要比記者做的更細微些才對。
日本電影《幸福的黃手帕》，創作靈感便來自於小報上的一條几行字的報道；哈代的《苔絲》，則是以一樁真實的案件為創作基礎。
人類的社會越來越“質地柔軟”，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也就越來越難以一廂情願地“緊湊”了。但只要作家對現實的態度並未因而漠然，甚至冷漠，作家的眼，便仍能從現實生活，哪怕僅僅是自身周圍，觀察到別人忽視了的，或自己以前忽視了的種種值得一想，值得一寫，值得用文學的形式去反映的跡象……
至於同學諸君，恕我直言，我認為，你們當然是與校園以外的現實生活距離較遠的；遠就遠點兒吧，不必為著喜歡寫作，便非要趕緊地去“感受”校園以外的現實生活。置身於校園，寫寫校園，也應是快意的。
總而言之，人與現實生活的遠近，本該是自然而然之事。不“專門”寫作的人，想與現實生活保持怎樣的距離，都純粹應以合乎自己良好狀態為前提。至於已無可救藥地成了“專門”寫作的人，比如我吧——我常常提醒自己，保持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永不冷淡，是有益的。因為說到底，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有點兒像談戀愛。一對戀人分開得太遠、太久，愛的激情是會消減的……
關於“大師”與名著
我猜同學們問及此兩點，或許基於以下的思想方式——一個人之閱讀、欣賞和求知的時間、精力，在現代的社會是被剝奪得那麼有限，即使在大學校園裡，時間也仍是那麼的寶貴，何況古今中外文學的現象浩如煙海，從哪兒讀起成了一個問題。於是希望有人先替自己將“大師”們從文史或文壇剝離出來，排了“大師”級別的坐次。“大師”們的作品，尤其代表作，當然都是名著，於是自己似乎有閱讀、欣賞和求知的“路標”可循了……
大學的中文系一向是這麼教著的；學子們也一向是這麼學著的。
古今中外，這都是大學裡一種教與學的模式。
凡成模式的事情，肯定是形成經驗的事情。否則便沒了理由成為模式。
但，任何事情，一成為模式，久而久之，也就往往“固定”化了。“固定”意味著什麼，無須贅言。
依我淺見，“大師”是一種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說法罷了，是根本不必太認真對待的。所謂“大師”，無非就是比“著名”更“名”一級罷了。據我所知，中國頗有幾個已經“名”久了的作家，心中好那個，嚮往那個；也頗有那麼一些閒人，同樣好那個，巴望透過弄那個，自己也由此那個點兒。此現象，無非是古今中外文壇常弄出的響動，屬於文壇自然而然每要發生的事兒，與真本的文學的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