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細節，而只有製作的細膩。
情節是天使；細節是魔鬼。
天使往往不太超出我們的想象，一旦出現，我們接著能預料到怎樣；魔鬼卻是千般百種的，總是比天使給我們的印象深得多……
我曾鼓勵我的選修班的同學寫校園愛情。校園裡既然廣泛發生著愛情，為什麼不鼓勵寫呢？幾名女生也寫了，寫得很認真。但我又不知如何看待，連意見也提不大出。因為我此前沒思想準備，不知校園裡愛情也進行得如火如荼；不瞭解當代學子的戀愛觀；甚至也不瞭解諸位都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幽會……
所以在指導校園愛情文字寫作方面，我很慚愧，自覺對不起我的學生。但以後我會以旁觀的眼注視大學校園裡的愛情現象。旁觀者清，那時我或會有點兒建議和指導什麼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關於寫作與現實生活之關係
若細想來，這個問題僅從字面上咀嚼，反而會咀嚼出那麼點兒不近情理來。因為一個顯然的道理是明擺著的——沒有一個活著的人竟不在現實生活之中；正如沒有一條活魚不在水中。
問題的真正意思是這樣的——寫作之人應與現實發生怎樣的關係？緊密一些好還是疏遠一些好？或曰“出世”一些好還是“入世”一些好？——問題或可以用另外一些話語提出，但問題的實質無非便是以上的意思。
我看首先我們得承認——寫作之人是分為兩類的。一類是親近寫作，但僅作為“業餘愛好”。即使愛好一生，卻又儘量地並不使寫作這一件事變成了與自己人生“焊”在一起的那麼一種關係；另一類人則不同，寫作幾乎已註定了成為自己的職業，即使也曾打算“跳槽”都不知該跳往何處了。而且，寫作這一件事明明的已與自己的人生“焊”在一起了，只有用硬性的外力才能分開。比如我這樣的人。我從文學的“界”跳槽到教育的“界”，還是一心情願地教“文學欣賞與創作”；而且，還是不能放下筆不寫。只不過因為身體的原因，明智地也是剋制地少寫一點而已，好比自己將自己送入文學的“戒毒所”。
對於第一種人，我認為，以上問題，不成其為什麼問題。他和她想怎樣都不影響自己的寫作。因為社會和別人，是無權對他們和她們的寫作有什麼要求的。那完全是他們和她們自己的事。
對於第二種人，則沒第一種人那麼幸運了。因為他們和她們已被公認是“專門”的寫作之人了；時代、社會和別人，對於“專門”的寫作之人，往往總難免多多少少地有些期望有些要求的。好比在自己家裡偶爾下廚一顯身手，款待的是親朋好友，這是一回事；而掛出了牌匾，領了執照開業，印製了菜譜，每道菜標出了價格，這就是另一回事了。這就是“專門”的廚子了，人們理所當然會對“專門”的廚子有要求。“專門”的廚子們也會自己對自己有要求，那要求良好的一面是怕對不起食客。
即使對於“專門”的寫作者，其與生活的關係，我覺得也是應以自由的狀態為好。即其想與生活的關係緊密一點兒，那就隨其那樣；忽而他又覺得疏遠一點兒才對，那就也隨其那樣。總而言之，社會、時代和喜歡讀文學作品的人們，給予“專門”的寫作者們的自由越大，“專門”的寫作者們對社會、時代和喜歡讀文學作品的人們的回報越多樣化一些。
比如魯迅和林語堂、徐志摩吧——魯迅在其所處的時代，面對千瘡百孔的現實，乃是“嚴肅文學”的鼓呼者。他曾勸林語堂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寫什麼“小品文”；對徐志摩之寫作一向的輕巧流麗，也是不屑的。但構成林語堂這樣一位文人的全部生理的和文化的“基因”，決定了林氏不可能也對文學取著與魯迅同樣的理念，不可能對現實生活取著和魯迅同樣的觀察、態度和立場。非要求他那樣一個“專門”的寫家一定得像魯迅一樣，那太難為林語堂了。林語堂很固執，沒聽魯迅的勸，所以我們今天有林氏“小品文”及美文可讀。魯迅更固執，所以今天留下了當年不同於別人的魯迅的雜文。而徐志摩也不僅僅風花雪月，他還寫過《青年運動》這樣的社會論文，還寫過《列寧忌日——談革命》這樣的政治論文，儘管他的政治觀點和立場在當時看來很不革命。目光再往回望得遠一些，比如辛棄疾吧，當代之中國親詩近詞的人，誰不知他的《破陣子》呢？“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列艦聳高樓”、“投鞭飛渡”、“劍指三秦”，誰不道他的詞有金戈之聲，鐵馬之勢呢？那些軍旅佳詞，皆是辛棄疾與他所親歷的某一段生活的關係的明證。顯然，他與那一種生活的關係是非常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