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
我在DLJ度過了兩年痛苦不堪的日子，公司提供一種與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教育。在那兒工作感覺就像宣誓加入了一個大學生聯誼會，只是會員在你入會儀式上戲弄你時連裝作是朋友的樣子都沒有興趣。我不打算細說在這家公司裡遭遇的諸多可怕的事情，不過幾年前，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和彼得·特魯珀（Peter Troob）寫了《華爾街追夢實錄》（Monkey Business）一書，倒像是對我在DLJ公司做初級投資銀行家的生活進行了詳盡清楚的描述。他們的描寫與我記憶中的往事完全一致，其中寫到與影印中心的人打交道時讓你暴跳如雷的真實情景。他們倆的經歷有一點與我迥異：我在公司的等級比他們還低一個級別，這使我的生活比他們痛苦得多。
我的問題有一部分在於，剛開始在公司工作時，全然不知那份工作需要我做什麼。DLJ公司當初招聘分析師，是想在金融學或經濟學與文科這兩種型別之間招收僱員，進行綜合搭配。我學的是政府管理專業，屬於文科型別。我此前沒有任何朋友從事過初級投資銀行的工作，因此當公司代表在招聘過程中問我：“你願意辛苦工作嗎？”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他們這麼說的用意。我做出了正確回答，但沒意識到自己就此做出了承諾，必須每週工作100個小時以上。在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爸爸每天晚上都趕回家吃晚飯，我相信我所有朋友的爸爸也是如此。我從未聽說過，有什麼工作需要整天坐在辦公室，等待一般在晚餐前後才指派的任務。工作會進行到午夜過後，還常常要熬個通宵。我不明白為什麼非得等到比我級別高的人都離開我才可以離開辦公室—即便我沒有任何事情可做。而且，我也不明白，為何當分析師是一種只是為需要“犧牲”的儀式而設立的儀式，即使根本不會給手頭專案帶來好處時，也得做一個分析師。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這樣做了，因為這是行業文化。
我經常枕著放在辦公桌下面的枕頭睡覺，這時候，文書處理部在給我準備檔案，或者影印中心的人把這些檔案列印後裝訂成陳述書。早晨，我妻子謝里爾在上班的路上，總會給我送來一件乾淨的襯衣。在這之前，我從未聽過這樣一句充滿智慧的話：“如果你不在星期六進辦公室，要在星期天進來，你想也不要想！”我1991年8月開始工作，到感恩節的時候瘦了十多斤。
兩年後，分析師一般會歇一歇，到商學院去讀書。我不想繼續過投資銀行家的生活，便決定不去商學院。有個獵頭公司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想去一家對沖基金公司面試，我不假思索脫口就說：“想啊。”接著我又問：“對沖基金是幹什麼的？”就這樣，西格爾考勒瑞公司發現了我。
加里·西格爾和彼得·考勒瑞管理西格爾考勒瑞基金公司，這是一家中等規模的對沖基金，當時大約管理著億美元的資產。如今，類似的基金有數十億美元的資產。我離開西格爾考勒瑞公司時，公司管理的資產增至5億美元左右。要學習對沖基金這個行當，這家公司是個極好的地方。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路騙到底 第一部分（3）
彼得是一位富有耐心又有奉獻精神的導師，從他身上我學會了如何做投資、如何進行投資研究。有一次，我花數週時間研究一家公司，閱讀公司呈報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檔案，製作電子表格，跟公司管理層和有關分析師交談。然後，我走進彼得的辦公室，與他討論投資這家公司的機會。他聽我把話講完，就拿上我的資料夾坐火車走了。第二天，他返回辦公室時，已讀完資料夾中的所有內容，還詳細列了一個問題清單，真希望這些問題我已經問過自己。我剛開始在西格爾考勒瑞公司工作時，對這些問題總是不知道答案，兩三年後，我通常大約能回答其中的一半了。
彼得在這家公司呈報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檔案中仔細梳理，尋找對公司業務的描述或對公司經營成果的闡述有什麼含糊其辭的地方。他在檔案上做出記號，說明哪些是良好的公司行為，哪些是不好的，更甭提會標明激進的或保守的會計處理方法。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公司業務的真正經濟效益怎樣？第二，這些經濟效益與公司業績報告相對照，情況如何？第三，公司決策者與投資者，在利益一致性方面，情況又如何？
1996年年初，我與西格爾考勒瑞公司的同事傑夫·凱斯文一道辭職，創立綠光資本對沖基金公司。謝里爾給公司取的名字，她給我開了綠燈，同意我辭職辦公司。要是你放棄一份好工作，完全依靠自己從頭做起，並且一時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