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事。既是“閒說”，也就供給大家作談資：我喜歡東跑西跑，按時髦的說法是考察。考察之餘跑遍了諸如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等拉薩有名的去處。雖說沒什麼顯著的反應，回到家時也已筋疲力盡，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來，發現自己的外衣外褲，手錶手機以及從拉薩帶回來的手拎包了不見了，我覺得很奇怪，當時還未意識到是遭竊，因為住的是獨戶的房子，以為自己放在衣服和褲子裡，但後來在窗外尋到手機和手錶，這才意識到昨夜有小偷，這些東西才會一路灑出來。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見了，那裡有拉薩市長獻的哈達、大昭市請的宗喀巴銅佛像（西藏喇嘛黃教的創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總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銀器，以及我自己買的不少旅遊紀念品。這個拎包被偷有點心疼，便向我認識的公安局刑警大隊陳副大隊長報了警（這位大隊長後來成了我開溫州國貿大酒店的合夥人）。他馬上派人來勘查。但據他們的經驗這是流竄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難，我便死了心。沒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裡邊的東西除了不多的現金之外都還在。是鄰居的小孩來我家院子裡的小遊池游泳，在池邊的一株樹下找到的。事後我分析：小偷從河邊翻越欄杆爬進來，偷了東西從大門出去，因為院子裡養有狗，狗的吠聲使他慌張，一路跑一路扔東西，倉皇逃走了。但鄰居老太婆不是這樣分析。她說我去了西藏，又請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損失。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在賊偷衣服時我醒了過來，後果不堪設想。
後來將此事講給洪波聽，他開玩笑說在拉薩投資沒錯，有佛保佑。在那邊開了個包括餐飲娛樂在內的一個公司，初始時生意確實不錯，但我們派去的人在那裡都待不長，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運作，經營了一段時間不了了之。可見這麼多溫州人在那邊紮根做生意確實不容易。還有新疆，青海，黑龍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亞。漠河是我國最北的邊陲城市，三亞又被稱為天涯海角，我簡直找不到沒有溫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溫州人的海洋性
溫州地處東海之濱，溫州人不怕海，飄洋過海謀生於溫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風浪有海盜，出門就得冒險，所以溫州人不怕冒風險。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遠，拓寬自己的生存空間，因而溫州除制甌之外，最早發展的是造船業。
漢代，溫州已經能造扁舟、輕舟和樓船。三國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溫州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詔令江南十二州造戰船數百艘以徵高麗，溫州為其中之一。宋代時光郭公山邊的一個造船廠一歲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討爪哇的遠洋戰船就有部分是溫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對高麗使臣的宣諭中還特地提到溫州和明州（寧波），可以各建造戰船五百艘供征戰用。…… 造船業的發達，溫州人可以飄洋過海，去臺灣，下南洋，去高麗，世界上溫州人的足跡漸漸多了起來。
宋真宗鹹平元年（公元998年），溫州人周佇隨商船至高麗（朝鮮）。高麗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誥，官至禮部尚書。誥就是文書，看來周佇的文才不錯，膽子又大，正部級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間（1241…1252），溫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經商，交趾國王以厚禮留之，後其兄回國，德用遂僑居交趾；元貞二年（公元1296年）溫州人周達觀乘船出使真臘（柬埔寨），著有《真臘風土記》；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溫州商船裝載蠶絲、茶葉、瓷器、藥材、紙張等運往日本長崎銷售…… 翻翻相關史書，可以找出不少溫州人飄洋過海的經歷。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溫州闢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國，接著是德國、瑞典、西班牙、美國等相繼在溫州設立了領事館。溫州人或留學、或經商、或勞工，紛紛出國，形成溫州近現代的第一次出國高潮。近年出版的《溫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溫州留學生名錄，清代有留學生136人，大部分留學日本；民國時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認為這個表遺漏甚多，譬如金榮軒先生（曾任溫州中學校長、溫州市副市長，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莊、金志純均為日本留學，表中僅列金志莊一人，我的姑公伍獻文在表中又兩次出現。《溫州市志》中也有一張表，為1923年溫州勞工在日本被殺的名單，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東瀛沉冤——日本關東大地震時慘殺華工案》有錄）。溫州人在這個時期出國的人數規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戰爭結束，溫州解放前夕是溫州人第二次出國高潮。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