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戰亂的，有聽信謠言“共產黨共產共妻”而帶家攜口移往國外的，有經商滯留國外的，還有隨國民黨殘部潰退臺灣之後留在臺灣或移居他國的。當然更多的還是因為生活所迫外出當勞工的，如永嘉縣的甌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做木工的。甌北的礁頭到礁堡一帶，大部分的青壯年都去了國外，解放前在那裡還流傳著這樣的俚語：“礁頭到礁堡，有七十二個扒灰佬”、“礁堡到礁頭，全是老老頭”。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溫州人外出主要是經商，也有少數是留學的。這段時間的出國有經正規途徑的，也有非法出境的。這段出國人數最多，分佈面也最廣，幾乎散見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實力和活力的還是這批人，回到國內投資的也很多。
我認為，目前正在醞釀並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國高潮，那就是比較富裕的溫州人紛紛送子出洋留學。雖然暫時還拿不出這方面的具體數字來說明，我卻已經從我們親友圈中感覺到了這一點。或英國、或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從中學、大學到念博士的都有。雖這方面溫州起步比之廣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溫州就會雷厲風行的。溫州人做事不會“溫吞湯裡煨牛肉”（溫州話），而是一上鍋就爆炒，為教育子女，溫州人肯花錢。
據統計，溫州人目前在國外和港、澳、臺地區的有四十餘萬，但實際應該有六十餘萬，這個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關部門無法統計。溫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經商的則有更多，據說超過一百四十萬。這兩個數字一加在二百萬上下。這個數字的概念就是溫州總人口730萬，減掉小孩和老人，青壯年中的50％以上在外經商或者辦企業。當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極少，可以忽略不計。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溫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雜誌的編輯部主任，後來單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後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常跟我說：“真搞不懂你們溫州人，文化不好，語言也不懂，到了國外個個都當老闆。我們上海人出國的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外語水平也不錯，做了幾年還是個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個高階職員。”
他不懂因為他是上海人，作為土生土長的溫州人，我很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除了溫州人膽子大、敢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朋”字，即朋友的朋。別看這個重複又簡單的漢字，卻成就了不少溫州人的老闆夢呢！
溫州人到了國外，哪怕他口袋裡只有幾萬人民幣，只要有了落腳點，就會去尋找目標，有欲盤出去（出讓）的小餐館、小工場或者小店鋪，只要適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國外的親戚朋友商量，讓他們出錢“朋一朋”，於是這些親戚朋友都會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萬，我出十萬，很快地便能湊個百十萬的。盤下那個餐館或店鋪之後艱苦努力，賺了錢先還債，三五年之後還清了債，再去找更大的鋪面或工場。這種湊份子的辦法溫州話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圓了老闆夢。當然也有單槍匹馬從打工開始的，但這打工的溫州人目標也很明確，將來是要做老闆的。他先從努力並節儉開始，積了錢以後再去盤人家的店鋪或工場，以後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國的老華僑很多是以這種方式起家的，後來出國的年輕人便是用“朋”的辦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語不通，最多隻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當老闆啦！你有文化、懂外語，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風險，你就不能當老闆。這也是一種悖論。
六十萬人散居在世界各地，應當說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溫州人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所能賦予的概念。前面提到過，在法國巴黎的第三區有條“溫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區也是溫州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遊，經常可以聽到奇怪又獨特的溫州話；在義大利的羅馬，市中心火車站旁邊的一條大街也能稱溫州街，不長的一條街溫州人開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條街上的“溫州酒家”吃飯，從三個人的小桌吃成十一個人的大桌子；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去我的學生在當管理人員的卡西諾（賭場），喝咖啡也喝成一張大臺子；在美國紐約，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謂的紅燈區，由於艾滋病的出現，美國人對性的態度也趨於嚴肅，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溫州人乘虛而入，逐步吞食那裡的商鋪，也該稱之為“溫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學就在那裡開餐館，那年我隨建設部和科技部聯合組織的房地產考察團去美、加兩國考察，同學請我們全團吃飯。同學的兒女在美國長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