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上的選舉捐款，各黨派候選人都必須上交收據，並用其選舉開
支進行核實。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對這些收據的統計，大體而言，在近期選舉中，除了聯邦
政府的公共競選資金，候選人的私人資金有
4個來源，各佔資金的
1/4左右：一是來自個
體選民的小額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來自個體選民的大額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來自各個公司、工會或其他民間組織設立的“政治行動
委員會”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個政黨對其候選人的
“嫁妝”（一個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個政黨捐助
2萬美元資助選舉）。這
4個來源，由於數額受到法律調控，被稱
為“硬錢”。
從上面這個統計結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個選舉陣營是一個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還是“散戶”，“大股東”的影響力有限。大家可能納悶，資本家那麼有錢，幹嘛不多砸點
錢，搞個“大股東”噹噹？我要是比爾·蓋茨，乾脆把政府當“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錢，從我幾百億美元的資產裡掏出三五億來搞選舉，選上的總統議員還不都是該給我捶背的
捶背，該給我洗腳的洗腳？
當然好在我不是比爾·蓋茨。就是也沒用，立法者早就識破了我這種人的險惡心理。
1971年的“聯邦競選法案”是美國第一部系統規範競選籌款的法律（後於
1974年補充修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正），它規定：在一次選舉中
；個人給某一個候選人的捐款不得超過
1000美元；一個“政
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不得超過
5000美元；個人一年可以資助選舉的捐款，不得超過
2。5
萬美元。同時也規定了競選的總花銷不得超過一定上限。就是說，就算我是比爾·蓋茨，對
某個候選人情有獨鍾，嚴格地說，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萬美元來支援他當選。當然了，
如果我發動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個員工在各級選舉中
“捆綁”支援各方選舉人，可能發
動的錢還是很可觀的，但總的來說，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個選舉結果的地步，離我讓總統
議員來給我捶背洗腳的願望還是遙不可及。
可以看出，這個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競選資金的來源，避免某一個集團或者個人利用其
財力來操控選舉的結果，努力使公民對選舉結果擁有相對平等的影響力。可以說，1971年
的競選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個勝利。不過，這種對“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個挑戰。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古老的悖論，在競選籌款問題上，顯露了出來。
硬錢不夠，軟錢來湊
1975年，參議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訴，稱
1971年的“聯邦選舉法案”違反了
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因為限制選舉捐款和花費就是限制了政治辯論的深度和廣度，從而限制
了“言論自由”。最高法院
1976年對這個案子的最後判決是中立性的：它對“個體捐款數
量”和“候選人花費總額”作出了區分，保留了對個體捐款數額的限制（即個人的
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
5000美元限制），但是廢除了對一次選舉花費總額的限
制，因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少討論的議題、探索的深度、聽眾的數量，而現代大眾社會里，
任何一種大眾溝通交流都需要花費金錢”。可以說，1976年這場法庭戰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勝負。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活人不能給尿憋死，更不能給錢憋死。雖然
“聯邦競選
法案”對個人捐款的數額作出嚴格的規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腳的銀子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