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這正是我弄不明白的問題。我從沒有得罪過他們。後來，一位資深編劇說出的一番話才使我漸漸醒悟：
“雅文，你要能弄明白，你就不會受窩囊氣了！影視界本來就處於一種無法、無序、無德的狀態。有門有窗的能找個靠山，沒門沒窗的就像孫子似的，只能被人宰割，編劇根本沒有地位！交劇本時，你明明是獨立編劇，等播出來一看，你他媽居然變成老三了！明明是改編你的劇本，到最後改編者卻變成了編劇。這種事太多了。不把你氣出腦溢血和心臟病就算萬幸了！你有合同有啥用？對某些製片方來說，只是廢紙一張！人家大權在握，不用你當編劇，能給你找出一火車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排斥你，然後起用他們圈子裡的人。有的劇本明明存在很多問題，卻受到製片方的大加讚賞，最後拍出來只能是一堆播不出去的、或受到觀眾責罵的電視垃圾。就說你這部《蓋》劇吧，我說了你可別不高興。我只看了兩集實在看不下去了。太可惜了，這麼好的題材，本應該弄出一部好劇，最後卻弄成這個樣子，別說你痛心，我都感到痛心！再說這些編劇，誰沒遇到過被製片方請去修改他人劇本的事？如果看到人家的題材好，就絞盡腦汁千方百計變成自己的，那還要著作權法幹啥？做人應該有起碼的道德和法律底線！影視界的侵權問題，涉及當前的文藝體制、法律不完善等諸多原因。影視界的侵權只不過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其實質誰心裡都明白。我們這些文人真應該先淨化一下自己的靈魂，否則，你爭我奪，目無國法，怎麼可能創作出好作品？又怎麼能淨化社會環境？”
後來得知，許多作家和編劇都因被侵權而付出了慘痛代價。一談起侵權問題，好多作家和編劇都義憤填膺，心緒難平……
《生命的吶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十九節（2）
瀋陽軍區的專業編劇李英傑，因被侵權而鬱悶成疾，至今癱瘓在床。跟何慶魁一起搞小品的廊坊市文聯主席趙德平先生告訴我，他編劇的一部電視劇，因沒時間修改，讓製片方請人修改。可是播出時卻發現，編劇署名署著別人，而他的編劇名字卻跑到滾動的字幕上了，而且一直拿不到稿費。最後，這位全國人大代表不得不用法律來為自己維權，雖然贏了官司，卻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傷害……
山西太原市電視臺著名編導王喜鳳女士對我講，她創作了一部長篇電視劇劇本，已申報廣電總局批准立項，並投入了大量前期資金。但某合作方以劇本不行為由，推薦一位編劇來修改劇本，王喜鳳同意了，並向對方支付了稿費，雙方簽訂了共同編劇的合同。可是，合作方用修改後的劇本開拍後，卻不承認王喜鳳是編劇。她四處奔走，向各級領導發出二十多封停止侵權的電報，卻無濟於事，氣得她暈倒在北京的過街天橋上……後來，這起侵權案以法庭上調解告終，對方向王喜鳳賠償四十萬元。她氣憤地說：“兩個一字不差的劇本，拿在我手裡就一錢不值，而拿在另外人手裡就非拍不可！這說明什麼？是擇人，還是擇劇本？”她說：“我不怕用真實姓名，我所說的一切都是證據確鑿。我認為這是向邪惡作鬥爭，拋開個人受的傷害不說，這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如果我們能團結一些正義人士，把反侵權的鬥爭做大，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一位因屢遭侵權而患上嚴重心臟病的作家告訴我，他很想寫一本揭露侵權的書……
看來，侵權已經不是什麼個案，它已成為文藝界的一種公害了，許多作家和編劇都受過侵權的傷害。
三年前，我自費赴歐洲挖掘出塵封半個多世紀的素材，把錢秀玲這位偉大的中國女性推向世界，因此受到中、比兩國大使的高度讚揚，讚揚我促進了中比文化的交流，比利時首相接見我……
現在，面對一次次明目張膽的侵權，面對所欠的二十五萬元稿費，面對一年多來幾近崩潰的折磨，面對他人的詆譭，我的人格和尊嚴再也不允許我沉默了。
於是，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決定向媒體開口，向法律求助！否則，我無法洗刷他人對我的詆譭，更無法保護我起碼的權益。不僅是為我自己，也為那些屢遭侵權、屢受傷害的同行們！
2002年5月5日，我接受了《南方日報》兩位記者的採訪，他們撰寫的《劇本改編者的權利有多大》的文章，以半版篇幅發表在《南方日報》上。
但我深知，一個編劇向強大的製片方宣戰，等於是以卵擊石，會撞得頭破血流，甚至會粉身碎骨，即使打贏了官司也是輸，輸了就更是輸了。
我先生更是堅決反對：“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