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冠軍夢就這樣破滅了。我的夢想永遠留在了與俄羅斯一江之隔的黑河冰場上。從此，我將告別心愛的冰場，也將告別我心愛的戀人……
十九歲，花一樣的年華。而我卻對著鏡子覺得自己老了。
賀玉一再安慰我：“別難過，你再幹下去也是白挨累。你當初就不應該來當運動員……”
是的，這正是我最痛苦、最自責的。我根本不是搞體育的料，可我卻不顧父母和老師的強烈反對，光憑一股傻乎乎的狂熱就跑進體工隊來了，結果荒廢了學業，空耗了寶貴青春。可是，懊悔只能是對自己錯誤行為的一種懲罰，卻於事無補。
後來，當我看到奧運會一萬米長跑冠軍邢慧娜，在每一塊金牌旁放上一副跑掉的腳指甲時，不禁感慨萬端，她的趾甲畢竟換來了金牌，而有多少運動員的趾甲和汗水換來的卻是失敗，因為冠軍只有一個。
所以，我勸過不少家長，不要把孩子過早地押在某項體育專案上，那會毀了孩子的前程。體育是全人類的競技，它太殘酷了。它絕不是付出就會有收穫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過：如果我不去當運動員，那我會幹什麼？我想我會繼續讀書、考大學……
但人生是沒有“如果”的。
多年後我才意識到，運動生涯不光給了我失敗，也給了我課堂上無法給予的東西——那就是無堅不摧、勇於拼搏、永不言敗的精神，給了我一個超常的情商及強健的體魄，使我在今後坎坷的人生路上，闖過了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從一場瘋狂的苦戀中醒來，又陷入到另一場更加瘋狂的苦戀。人的一生是否就是從一場接一場的苦戀與抉擇中走過？一個美麗的夢想破滅了，永遠留在了幾棵白楊樹下……
《生命的吶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五十一節
1963年4月1日，我揹著行李，蔫頭耷腦，無精打采地回到全市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裡。我就像一個離家出走多年的孩子，被人打得鼻青臉腫地回家了。
但是，父母卻像歡迎凱旋英雄一樣歡迎我。母親急忙為我包餃子。父親將他剃得光溜溜的腦袋伸過來，又樂顛顛地跟我頂腦門兒：“來，老兒子，好幾年沒跟老兒子頂笨兒露嘍！哞……”邊頂邊學著老牛叫。
可我再也不是那個把茅草屋當成天堂的十三歲傻丫頭了。
晚間，躺在狹小的炕上，母親一邊抽著菸袋，一邊給我講著我“逃跑”那天的事情……
父親下班回來一看我走了，就呆呆地坐在炕沿上，一句話都不說。母親勸他別上火，說明天她就去體委找我。
父親卻長嘆一聲：“嗨……沒用了。這孩子要認準一條道，誰勸都沒用。在南岔那會兒，為了唸書她啥都不怕，本以為她將來能有出息，哪成想……”
父親讓母親把那隻裝錢的木盒取下來，讓母親數數攢多少錢了。
父親說：“別攢了。這孩子不會有出息了。”說完，一頭躺在炕上，再也不言語了。從那以後，父親又像從前一樣，很少再見到笑容了。
說到這，我看到父親的眼角掛著兩顆大大的淚珠……
父親把一個底層人苦苦掙扎的希望，全部寄託在我這個最小的女兒身上，拉煤車，絞大醬，幹瓦工，賣菜……一分一角地為我攢錢，希望我能考大學，將來能出人頭地。父親對他這個小女兒懷著怎樣一番期待與厚愛呀！可我卻毅然決然地離他而去，最後又灰溜溜地回來了。
我淚流滿面，覺得太愧對父母，尤其太愧對父親了。我很想向父母承認我錯了，可我卻說不出口，只是默默地流著淚水。
可是後來，我又一次次地傷害了父親……
1963年5月10日，我同四名轉業的女籃隊員一起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銀行出納科和會計科。我被分配到支行會計科，後來又轉到佳東辦事處。
報到第二天，一位瘦瘦的、不苟言笑的會計科長，把我帶到一號視窗的櫃檯前，對一號視窗的記賬員說：“小潘，把你的工作向小張交接一下，明天你去齊齊哈爾銀行幹校學習，由小張來接替你的工作。小張，明天你到這個視窗來記賬！”說完，轉身就走了。
為這事，全科同志都背地裡議論那位科長，說他不近人情，說他不應該不給新來同志熟悉業務的時間……
是啊，我剛從運動隊下來，連算盤都不會打，從沒見過支票和存款單，更不知什麼叫借貸方式（當時採用借貸記賬方式）。可是第二天，我必須硬著頭皮坐到一號視窗的位置上，開始面對櫃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