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父母的高興勁兒，我覺得比自己吃了都香。
臨走，我把一個六十二元的存摺交給母親，這是我每月十二元的工資攢的。母親接過存摺，驚訝得半天沒說出話來。要知道，那時候的六十二元錢比現在六千二百元錢都值錢。從此，我每月開工資都全部交給母親。
《生命的吶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四十七節
翻開我的訓練日記，1961年12月4日這天，只寫了一句話：“今年一年，又在意外中白白地過去了。”
1961年，傷好之後，我又開始訓練了，整個夏天又是在拼搏的汗水中度過的。10月初，我懷著對新一年的憧憬，又滿懷希望地來到北安早期上冰。
可是，一場生死大劫又在悄悄地等待著我……
我的兩場災難都發生在北安，北安成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的黑色驛站。
記得那是一個灰色的早晨，天灰濛濛的，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煤煙味兒。早晨起床，我好像感冒了，渾身發燙，一點力氣都沒有。教練讓我休息一天。我怕影響訓練，在房間裡自己活動。可是當我做滑進時，卻一頭摔倒在地……
第二天，高燒四十二度，頭痛得像要裂開似的。省隊孫隊醫給我打針、吃藥都不管用，高燒一直不退。教練帶我跑遍了北安所有的醫院，卻始終查不出病因。
北安當時是縣城，醫療技術較差。幾天後，我連走路都很困難了。
我躺在旅館裡，被高燒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腦海裡出現可怕的幻覺，一會兒是齜牙咧嘴的怪獸，一會兒又是黑咕隆咚的深淵……
這天上午，教練請來五六位醫生給我會診，可是，查了半天仍然查不出高燒原因。
醫生問我有什麼感覺。我說頭痛，記憶力不好，連《東方紅》都不會唱了。這時，我無意中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我發現我身上有許多小紅點……”
一聽這話，醫生急忙圍上來檢視我身上的紅點兒。那些紅點很怪，含在面板裡，掀開被子一見光就看不見了，避開光，就看到身上一片一片全是紅點。我看到醫生們的臉色沉重起來，揹著我，悄聲議論著什麼斑疹傷寒之類的話……
後來得知，黑龍江當時正流行斑疹傷寒。這批醫生走後，又來了一位年輕醫生。他問我那些醫生說我是什麼病。我說好像是什麼斑疹傷寒。他一聽，口罩上方的眼睛瞪得老大，問我：“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小傢伙，你這是撿條命啊！再晚發現幾天，高燒連續不退，你不死也變成一個傻丫頭了！”
我心想，盡胡說八道，我才不會變成傻丫頭呢！我並不知道，當時，斑疹傷寒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死，不少人因持續高燒而留下可怕的後遺症，變成了傻子。
他還說：“可能是旅館衛生不好，有蝨子，蝨子是傳染傷寒病的重要途徑。”
教練考慮醫院的條件和伙食不如旅館，沒讓我去住院，讓旅館給我隔離出一個單間，每天醫院派來一位護士來給我打針、送藥。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白天，教練帶運動員出去訓練了，而我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聽著走廊裡運動員匆匆離去的腳步聲及歡聲笑語，內心充滿了孤獨和痛苦。而且，我開始大把大把地掉頭髮，一頭秀髮幾乎掉光了。然而，比白天更難熬的是夜晚，發燒，渾身疼痛，夢裡經常哭喊著母親，醒來發現滿臉是淚……
教練和隊友們一邊訓練，一邊照顧我，他們不顧傷寒病傳染的危險，給我打飯、倒屎、倒尿……看著隊友們端著痰盂出門的背影，我難過得幾次掉下淚來，剛剛能下床走動，我就掙扎著去外面廁所了（旅館沒有室內廁所）。看著教練為我忙碌的身影，我開始原諒他過去那件事了。
二十天後，全省速滑運動員都轉到齊齊哈爾訓練，準備迎接全國一級、健將級比賽。我也隨隊來到這裡，住進龍江飯店。
不久，我扶著牆能走動了，能去餐廳就餐了。
我的教練一再向隊員們解釋，說我的傷寒病好了，不會傳染了，讓大家不用擔心。但我很少出屋，怕見人，尤其怕去餐廳……大家都圍坐在餐桌前，只有我一個人手拿單獨碗筷坐在那裡，等著教練給我撥出飯菜，那種滋味太痛苦了，就像乞丐一樣。
在走廊裡，我怕遇見熟人，更怕別人問我：“雅文，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怎麼搞的？去年腿骨折，今年又得了斑疹傷寒……”
我無法回答，只能躲進被窩裡偷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