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屯已開始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勢頭。至於以上《杜畿傳》引文所言因勤農而致豐實的“家家”及為杜府君努力運送軍糧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農。這種記述反映了自耕農的重要作用。在下面引用史料中也常有類似情況，為了行文順暢和避免累贅，我們就不再指出和說明了。
統觀三國史料，無論就曹魏典農官所管轄的屯田民人數和作出貢獻看，都遠遠不能同郡縣個體農民相比擬。正因為自耕農是曹魏立國的主要基石，故統治者對自耕農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扶植政策，如《三國志》卷21《衛�傳》載：
太祖徵袁紹……�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有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
由上可知，原來由關中逃到荊州的十萬餘家人民陸續迴歸後，無法自力謀生。關中割據勢力韓遂、馬超等乘機招引他們作部曲。曹操為了防止眾多個體小農落入軍閥手中，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犁牛，作為農民耕種動力，從而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權對其賴以立國的主要賦役提供者——個體農民是採取扶植態度的。《三國志》卷16《鄭渾傳》載：
太祖徵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常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佈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
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有作為的地方官鄭渾為重新定居的個體農戶，制定了安居生產的各種辦法。鄭渾這樣作的效果是：“租入倍常”，給曹魏政府增添了稅收；“民得財足用饒”，表明在鄭渾的治理下，個體農民的經濟狀況有長足改善。據同卷《蘇則傳》：
太祖徵張魯……魯破，則……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金城郡為今甘肅蘭州市一帶，自古多事，三國時戰亂尤甚，可是蘇則能夠“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數民族的牛羊以養貧老；還能在旬月之間，使流民返鄉者達到數千家。這二事既是少數民族援助漢人的民族互助佳話，也是曹魏地方官員扶植自耕農的突出事例。
《晉書》卷26《食貨志》言：
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閒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于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倉慈傳》注引《魏略》載顏斐令屬縣民戶有車牛事與上述基本相同，另外複述顏斐在京兆時情形：
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
以上兩段關於顏斐在京兆太守任內的記載，不僅提供了清廉有為的地方官顏斐用各種辦法以使個體農戶獲得重要生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