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幾個8年半呢？這8年半的時間，比我過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這8年半，給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寬大也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產黨對我的不殺之恩。
在火車上，我迸除這些想法，與大家說笑打撲克，政府買了不少糖果罐頭。我們九個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談著玩著。韓科長也參加進來，介紹沿途上的一些建築物。這樣隨隨便便，除了車上那個警察干部知道我們是犯人，別的乘客誰會知道我們是犯人呢？
下午3點，到了瀋陽南站，下火車上汽車，遼寧公安廳的幹部等候在火車站。行李另有人負責運輸，這樣輕鬆的出門，在過去也是很少的。汽車往北行駛，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條街道，進了一個院子，有大門，小門──明白了，還是看守所！
我們一一進屋，大高個李寓春、於澤霖、黃炳寰先進屋，我在最後面。我想幹什麼都要講運氣，按個高矮進屋，運氣好進的那個屋子的犯人脾氣好，沒有個性，生活在一起就無問題；如果都是好吵，好鬧的，“我說了算”的那一套，就夠傷腦筋的，說不定與他吵起來，犯錯誤。一切事情都有機會存在，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號監房，沒有床都打地攤，小窗戶像倉庫的窗戶。咳，這與吉林公安廳看守所差遠了。屋內有四個人，右邊第二個鋪位沒有人住，露出了草墊子，不用說這是給我留的。我把鞋脫了坐在上面，這四個人事後知道是張國泰、姜明文、鄭明新和李衍濤。我一坐下，他們都看我。從他們的驚異眼光裡，我意識到，怎麼來了一個小孩！盜竊犯？不能，這些人都是少將以上的反動派，他的歲數也不對呀？他是幹什麼的？
我坐了一會兒，他們問我從哪來的？我告訴了他們。他們又問都有誰來？我也告訴了他們。接著他們問我年齡，我說：“41歲。”他們說“沒有”，“只不過30左右”，我笑了。
晚飯吃的高粱米，菜裡有點肉，倒也挺好吃。飯後，我們又到看守所去登記。在那兒看到了韓科長，我們對韓科長說，這裡不如長春。黃炳寰說：“這裡郵信，要自己買郵票。”一句話，這裡比不上長春。韓科長說：“習慣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到院裡運動，看到了陳旭東①。有許多人以為陳旭東與我一定認識，並且還有工作關係。可是我們倆僅見過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我在北京當“北平肅奸委員會”總務科科長。12月底有一天到機場去送人，遇到了陳旭東和他老婆。他們要飛錦州，有個張科長給我們介紹了一下，打了個招呼就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面，工作上也沒來往。到這以後，別人問我，我說見過，問他，他說忘了。今天早上一見，哈哈大笑，不成想在這會合了。我們這9個人與這裡的人相識的不少，尤其東北籍的，講武堂的多，舊同事也不少。
這裡是遼寧公安廳看守所，我們這批反動派原來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盧浚泉等，據說到了北京。這裡剩下21人，加上我們共30人。這30人都是少將級和相當少將的反動派，走的那些是中將級的。
犯人見面，例行話題：“判沒判？”“從哪來的？”“那兒都有誰？”“這裡吃得怎樣？”“可不可以通訊、買東西、接見？”“哪個班長厲害？”沒用兩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後一致結論，這次集中是中央統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後一切物質照顧都是比較好的。我們這些人的反動職務都是少將級，只有我是上校。因為是軍統特務，所以上校也按少將對待。
關於處理的問題，大家都認為很快就會叫我們自由了。因為周總理最近號召臺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實現祖國統一。這與我們都有關係。黃炳寰要給家寫信，陳旭東說：“寫什麼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這裡的情況我熟悉，我在1953年從南京到這兒，我是這裡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這兒，集中之後他又沒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這樣說也可能不是單純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據。於是我也高興起來。與陳旭東談起來了。我問了一些舊同事的下落。他告訴我：“袁曉軒也在這押過，瀋陽站站長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後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從南京跑到臺灣去？”
他說：“不想走。”又說，“那一天，李宗仁的飛機在機場。我一尋思，不走不走吧，我沒到機場，就留下了。”
問他毛人鳳給你任務了麼？他說：“沒有。”既不走，又無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