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不打無把握之仗。我想這回我不是15年的問題了，是出去幹什麼的問題了。想著想著，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開飯，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沒有事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就談解放臺灣的問題，都做了一些錯誤的估計。比如說臺灣解放後，我們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給我們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還不會低。明知這樣估計不實際，但也沒人反駁，何必叫大家掃興呢。
每天我看不少書，寫不少筆記，不間斷寫日記，認為馬上就要出去，肚子裡沒有東西怎麼辦？毛主席關於農業發展的檔案，一讀再讀，擇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誦下來。
過了“五一”，韓科長叫我們在這個小院種花，美化環境。我對崔所長說：“少種花多種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長買了不少菜子，也買了一些花籽。這個小院子有一畝多地。別的犯人都關在號裡不能出來，只有我們9個人每天專心在院中活動。我們先翻地，只有李樹桂說他在解放團幹過，其餘的人誰也不會幹。我用鐵鍬還外行。9個人雖然累得腰痠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淺。崔所長一看笑了。地翻完種上小白菜、芹菜、黃瓜、辣椒。院子空地種了80％。韓科長一看，責怪起來：“哎呀，你們經濟觀點太嚴重了。多種點花院子好看，調節空氣。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種花吧，別再種菜了。”
5月23日下午，韓科長召集我們九個人到大客廳，告訴我們明天要送我們到瀋陽。依舊囑咐我們不要有什麼顧慮，並特別指出：“在火車上要隨便一些，不要拘束，帶著撲克，在車上玩一玩。”我理解韓科長的意思，在火車上別叫人看出來是犯人，可以說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車上一坐，九個人一動也不動，像木頭人似的，別的乘客會以為這些人是聾啞院來的。韓科長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樹桂說：“如果到瀋陽，可能每月還給零用錢，在解放團時，每月發五元錢。我看到瀋陽如果入解放團，也能發零用錢。”
我說：“每月這樣的伙食，有三元錢零用，夠買菸就行了。”
大家議論紛紛，猜測判斷，我結論說：“反正越來越好，絕不會越來越壞。”
這個結論，大家都同意。
收拾東西，心裡不安靜。這兒的環境很好，小白菜已露頭了，書報雜誌什麼都有，這幾位幹部對我們也好，離開怪捨不得的。還有比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韓科長叫我們都給家寫封信，告訴離開了這裡，將來到了瀋陽再寫信。我猶豫了一下，給我的女兒關棣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明天去瀋陽。這樣的信，她接到也不會高興，什麼時候出去也不說，寫信總是說“我很好”，“政府很寬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來一對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樣的。我不願寫這種不能給她帶來希望的信。這回寫了是應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這樣消極，與我所說樂觀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嗎？
上燈的時候，先把張大光提出去，接著又把李樹桂也提出去，我以為又是韓科長作個別談話。我與尚傳道整理書籍、包袱。過了半點多鐘，他們回來了。他們說：“政府派汽車把我們的老婆孩子都接來，在辦公室接見，隨便談了半點多鐘！”
真想不到，張大光的老婆和兩個孩子都來了，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大人孩子說說笑笑，李所長給倒茶，叫他們多談一會兒，像到親戚家一樣。真叫人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雖然我的家不在長春，可我同樣感到共產黨的溫暖。我後悔我的家為什麼沒有在長春呢。
如果過去我們對人有點好處，一是把自己擺在前面，叫人家領我們的情，張張揚揚，那個樣子真討厭。而韓科長、李所長不多說，做出來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這一切是上級黨指導他們辦的，他們能完成黨的指示。這可謂指導的好，辦事辦的也好。一般情況來說，起解前是不應當洩漏機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瀋陽，今天就把家屬接來了。並且暢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著分手的。
上床之後，我思想很紊亂，想起在長春的一切，又憧憬著到瀋陽的情形……
5月24日，吃過早飯，一輛敞篷汽車拉著我們開往火車站。一位警察干部是這次列車的警衛負責人，他與我們一齊上了火車。
別了長春！在這住了八年半，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從瀋陽乘飛機來的，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車走的。一來一往，個人和國家，甚至於世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八年半也不算一個短時間，人生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