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單等著送死嗎？我也不好意思像審訊案子那樣問他。算了，將來就會明白的。
因為都是從一個泥坑裡來的人，職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彎抹角的都認識。談舊人舊事，形成了高潮。過去在長春監獄什麼也不敢談，到這萬無禁忌暢所欲言。有一些人，如盧廣續在瀋陽當了工商聯副主任，任逖生在瀋陽市當了政協委員，張政枋在瀋陽當了省政協委員。人家都走對了路，自己還在這關押，心中頗不是味，自慚形穢。
我想，到這就能釋放嗎？幹什麼去呢？想了許多也沒個頭緒，最後這樣結論：不用想，反正共產黨給安排好了，到時候一切都有了。現在要辦點貨，充實一下，不然到社會上連話都不會說，那不是貽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個黃鶴②，年齡不大，說是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我在傅作義那兒做了幾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沒聽說有個黃鶴。也許一九四八年以後去的？有一個早上我問黃鶴：“老黃！傅作義那兒你呆過？”
“呵，呵……”
“我有幾個朋友你認識不？二處處長史弘、三處處長任兆同、副官處長黃記五，他們在北京沒有？”
“我在外邊，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義那兒不認識這三個人，就不能工作。胡說八道，冒充！再說，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沒有這樣年輕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後嫌官大，可是黃鶴竟然在這裡充少將，有意思。這內中有文章，有奧妙。
政府拿來登記表，叫我們填。上面有社會關係，分在大陸的和臺灣的。我們一看，這是釋放前填的一張表，臺灣的關係尤其重要。政府人員說，在臺灣的關係，要寫與你有重要關係的，能夠聽你的話或無話不談的朋友。我一聽，這是說叫他起義他能聽，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慮一下你的意見。填這樣的關係，我們不約而同都聯想到臺灣解放的問題上。填完了這張表，焦躁出監的思想發展到看不下書報。有一些人，如陳旭東、萬厲、黃鶴，見人就說“快了，沒有幾天了。”這些話我不討厭，不能實現也沒關係，他們的心是好的，屬於“吉利話”的範疇之內。
又繼續寫材料，這裡與吉林公安廳不同，瞭解材料的幹部進不來，只能把提綱交一個幹部送進來，要我寫。每天都有，還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務長來到監房的倉庫，叫我們把棉衣抱到院子曬一曬。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探問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對事務長說：“哎喲，這衣服冬天還能穿嗎？”
“怎麼不能穿？”
“領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補一補，可以穿。”
這些棉襖冬天還要穿！這證明走不了了。接著又給我發了一床嶄新的紅花棉被。照理說，政府發東西我應當高興，可是這回心裡很不是滋味。這些徵兆說明，我們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產黨不會輕易把我們這些人釋放出去，安心吧，必須有個兩年計劃。再不要聽陳旭東這些人瞎說了，他們是等著天上掉餡餅呢。
每天上午學習，看書報，每禮拜三合併討論，大家發言。這天看到一組新聞圖片，中國政府審訊日本戰犯及溥儀在審訊時作證的圖片，登在《人民畫報》上。接著報紙刊載了釋放日本戰爭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訊息。我們一看，議論起來了：“日本戰犯殺了我們那麼多中國人，現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們還是中國人呢，也該放了。”
我認為說得對，日本戰犯是侵略中國的，而我們呢，與共產黨並肩作戰打過日本人。周總理在政協報告中，談到臺灣解放時，也說過這個問題。後來，我們雖然反對共產黨，殺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戰犯終究要好一些，現在他們都釋放了，我們不是也應該釋放嗎？不是最近釋放，也不會很久。
報紙上刊載了一些國民黨的中、少將在各省政協上的發言。這些中、少將有的是起義將領，有的是進步人士。這些訊息與解放臺灣是聯絡在一起的，於是有人認為，我們出去也能當個政協委員。
在這兒彷彿是寄押，從來也沒人找我談話，學習與開會很少來人指導。領導我們學習的是一個普通幹部，每天他雖然來此，但對具體問題從不作指示。比如我們漫談埃及問題，有兩種意見，有人認為事態可能擴大；另有人認為埃及收復蘇伊士運河英帝不敢動手。類似這樣問題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學習收穫不大。從這些我判斷這裡不是長久的改造場所。
有一天，我們到院中去拔草，聽到事務長打電話，是請求對方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