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組長：“可以小便嗎？”
他說：“隨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興，能夠隨便上廁所對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過晚上回到監房仍是麻煩事兒。
最初我還穿著公安局發的衣服，一套綠布棉軍服，戰士的服裝，質量比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襖，紫棉褲。我穿這麼一身衣服使犯人們議論紛紛。
“這是幹部，可能‘三反’犯了錯誤。”
“還是個機關幹部，一看就看出來了。”
一個年齡不大的車間技術人員，大家叫他於技師，走到我跟前，問：“從哪兒來的？”
我說：“從公安局。”
又問：“‘三反’犯了錯誤嗎？”
我說：“不是，我是特務。”
他走了，什麼也不問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監房，與橡膠廠的犯人一塊住。屋子寬綽了，精神也不那麼苦惱了。
犯人中有人認識我，過了幾天都知道我是誰了。接著有人與我說話，打招呼。這些人有長春警備司令部參二科的特務，有各軍諜報隊的諜報員，還有從前在公安局認識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談話的材料。他們互相一傳，給我一吹，藝術加工，便把我說成了特務頭子，長春最大的壞人。
工廠中女犯沒有戴腳鐐的，男犯80％戴著腳鐐。我問他們都犯了什麼罪？他們中一般是無期和死緩，是反革命或有一兩條血債，也有許多雖然沒有血債，但是反動黨團或地主惡霸。我一想，他們的罪比我小得多，簡直不能相提並論。他們都判了無期或死緩，還戴上腳鐐。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緩，如果判無期那就太便宜了。於是對郭科長在1949年說我沒有無期徒刑的話，在目前的情況下動搖了。那是1949年，現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劉英偉，公安六分局審訊股長。因“三反”進來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問了一些話，我有分寸地告訴了他。這時正是監獄“三交”運動的尾聲（交武器、交罪惡、交同案犯），還有個別組和人沒交清，由大家幫助。我們裡幫組有幾個犯人需要幫助，我從旁聽他們發言，最後我也發了言。我一幫助，大家認為說得對。劉英偉在會後問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們也學習嗎？”
“學習，天天看書，不開會。”
之後，無論哪個組幫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調我去幫助。這樣，張管教員對我就注意了。可能劉英偉反映我許多優點。
在3月底的一個晚上，縫紉車間開了一個大會，橡膠廠全體犯人參加。印刷廠、麻袋廠也派犯人代表參加。監獄管教科萬科長主持，還有各工廠的管教員。大會開始，萬科長宣佈：“長春人民法院宣判大會”。我一聽，莫名其妙。接著由長春市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宣讀判詞。大意是：反革命罪犯楊紹時，因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長春監獄參加勞動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動詩一首，企圖變天。楊紹時不能認罪服法，繼續現行活動，予以加刑處分，以肅法紀，由15年有期徒刑改為無期徒刑。楊紹時站在審訊員桌子前面，宣判完畢後，問他有什麼意見，他說沒有意見。叫他回到原位。接著管教科黃股長主持大會，犯人發言。許多人舉手發言，兩個人發言之後，我也舉起手來。黃股長雖不認識我，卻指定我發言。我站起來批判楊紹時作反動詩就是現行反革命，罪上加罪。這次宣判是政府對他再一次的寬大，不然把他槍斃也不過分。我說話中間，萬科長把張管教員叫過去，一面說一面看我，可能談到我的問題。
楊紹時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時，與我一個屋子。那時他就很頑固，想不到現在依然如故。他這首反動詩是在橡膠廠縫紉車間作的。聽說有這樣兩句：“身入樊籠不自由，他日出獄上九霄。”意思是現在無能為力了，有機會我要再幹一陣。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調到外幫組，專門往鞋幫外刷膠。這個技術比裡幫高。我們把刷好膠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讓女犯套上包頭、上大底。車間主任是女幹部，看樣子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她對我說：“你給女犯三個組發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們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過去幹這個活的男犯人有犯錯誤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們是兩班倒，一禮拜白班，一禮拜夜班。我發鞋給女犯言行很謹慎。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嬰、一貫道、竊盜，反革命只有兩個，是國民黨員。我與她們接觸有一個想法：過去我什麼女人沒見過，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認識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