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郭小姐”。現在我能到這裡搞男女關係？笑話。女犯也知道我是什麼人，有一些妓女說：“督察處才厲害呢，長春誰不怕？關夢齡這個人過去見也見不著哇。”
我不與她們多說話，於是她們又說：“還是過去那樣，架子哄哄的，見凡人不說話。做了犯人就沒什麼了不起了，不是國民黨時代了。”
劉英偉與我談了許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個字沒提。我問了他許多事，關於王恆烈的事他說：“王恆烈是高心魯的表弟，老地工人員。日本帝大畢業，在日本唸書時，就參加了共產黨。解放後，當治安科科長。綜管日本特務工作。‘三反’以前他貪汙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殺了。”
我一聽，真可惜。他這個共產黨員沒死在戰場上，卻死在貪汙上。他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恆烈是他爸要來的孩子，長大唸書，給他娶了媳婦，生了孩子，當了幹部。很圓滿的日子，想不到來了這麼個意外。我應死，我倒沒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卻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自己殺身。我對劉英偉說：“他父親是偽滿一個軍區的少將軍法處長，他是少爺出身，雖然參加了共產黨，但沒到解放區去工作過，沒有受過革命的鍛鍊。長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員身份出現。別的幹部沒有他在長春熟悉，這就有了貪汙的機會，以致身敗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個人更不好。”
我又問劉英偉：“如果他不自殺，坦白，退贓，行不行？”
“咳！他的具體情況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願意自殺。”
我想，這是共產黨時代，如果是國民黨時期，從長春往關內一跑，帶著錢往上海一住，誰也管不著。現在跑不了，共產黨統一全中國。在共產黨這兒工作，只許好好幹，幹不好不行。
5月份，劉英偉叫我寫一篇牆報，號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寫了一篇“遵守監規制度，是衡量我們認罪服法的尺度”的牆報。張管教說寫得很好，犯人也說好。由這以後，叫我負責牆報、壁報的編審工作。牆報用粉筆寫在黑板上，壁報是寫在紙上往牆上貼。這樣一來，我的工作多了。一個禮拜出一期壁報，兩個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給管教員批。這期間，我與男女犯接觸的機會更多了。我成了劉英偉的助手。許多事情我向張管教員一說就照辦。這時思想又開朗了，並且驕傲起來。認為自己與別的犯人不一樣。雖然我對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氣，辦事態度好。但是心裡瞧不起他們，認為這些犯人都是土匪、竊盜、流氓、阿飛，不懂得什麼。解放前他們這些人見我也見不著。現在都做了犯人，沒有辦法，只好在一塊混。
一個土匪吹牛皮，說他過去的事：“那時候，一進村，殺雞，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乾酒一喝，他媽的，我說了算！”
聽聽，他們只知道燉雞，炒木耳，別的什麼也沒見過。我與他們談話是談不到一起的。但我願意聽他們談話，尤其是犯人的各種案情。
監獄規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參加勞動。我與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這兒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勞動。大家談起來這是一個特殊。因為劉榮第、李樹桂、鄭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監號坐著，不能勞動。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懼，不知將來如何？處死的人都是沒判刑的，到時候一提，上汽車就槍斃。因此，反革命犯都急於判刑，判無期，判死緩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參加勞動與公安局的意見有關。回憶離開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認為“推完磨殺驢”這是對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樹桂他們曬太陽，坐一個大圈子，不準動。他們看到我很羨慕。因為一參加勞動，吃的比監號犯人好，行動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勞動，尤其希望到橡膠廠勞動。這裡除了煉膠以外，都是輕體力勞動。
從一個犯人談話中，聽說徐克成調到印刷廠勞動，他病了兩個月，住進了病監。政府叫他找保到外邊就醫，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難過，他與我在一塊反省四年，對我幫助很大。人死無法預料，不過我的身體還不要緊。
有個犯人叫王喜桂，他說：“監號有許多反革命犯都認識你。有個叫李中候的，從市局解來沒有幾天就槍斃了。他和我在一個號，那天他買了一隻燒雞，一邊吃，一邊搖頭，自己唉聲嘆氣，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飯後，一開門，戴上手銬，提上了汽車。那還用問！”
我想他被槍斃，一個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當六組組長時，破壞政府威信帶頭打人，這屬現行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