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太不應該。
過了幾天，她又來找我，我對她說：“沒有調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訴總務科陳科長給你想辦法。”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個條子，叫總務科給她發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餉。這樣又把她騙了一次。以後韓瑛又來一次，我對她說：“八路抓去也不會殺了，將來我們抓了八路的幹部和他們交換俘虜。”到6月份，韓瑛從督察處的職員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經知道丈夫被殺了呢？
陳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槍斃他，我認為很公平。
如果印匡時被槍斃，我認為是陳牧咬的。陳牧充偵審室主任時，一切公事皆要經過秘書室複核，就是說要經過印匡時修改文稿。有的時候印匡時把陳牧的稿子也給改了，陳牧不同意，倆人便鬧意見。張國卿與我給他們從中解說，也沒有使他們和好。印匡時認為：“陳牧自以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當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別的機關，叫外人恥笑我們不懂公事。認為督察處無人。”其實印匡時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麼事也決定不了，空牌位。督察處抓人、殺人的勾當，他無權決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這些抓人殺人的公事上簽字。這次被捕，陳牧便咬他一口，陳牧在坦白時說：“我籤的殺人公事，都要經過印匡時稽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這樣說就加重了印匡時的罪惡，又加上印匡時坦白得不好，就註定了自己必死。
還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證，就是郭子襄的罪惡。
有一天，郭股長把我提到一個屋子。我進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處少校督察。他帶著一副大腳鐐，腳鐐上還有一個鐵球。
郭股長對我說：“關夢齡把郭子襄的血債說一說。”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區人民義勇總隊充少校參謀時，在米沙子搶老百姓糧食，打死了兩個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處在南嶺秘密殺害地工人員10人，有他在場，是我指揮的。”
“郭子襄聽見了沒有？”郭股長問。
“他說有，就有，反正我沒有殺過人。”他表現很頑固的樣子。
我說：“郭子襄你到今天還抵賴什麼呢？我們殺的人都挖出來了，殺人的剎子手多數被捕，你還這樣頑固，沒有好處。”
我在訊問記錄上籤了名字。在事實面前還如此抵賴，郭子襄可謂是個頑固蛋。
他們三個都是督察處的。如果今天槍斃，督察處就被處決了三人。
我在屋子裡看到窗外的天空，陰暗淒涼，使人感到憂鬱。到晚飯的時候，看守戰士才把黑窗戶開啟，他們臉上的表情也不那樣緊張了。這一天不比尋常，真不容易過呀。
第二天早飯後，又提我到前樓寫材料。
陳青波說：“早飯後，看守所把《長春新報》發下來，我一看開大會槍斃人，有五個。一個工人說，給這些人點天燈也不多！這條訊息我還沒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報紙收回去了。”
“我們小紅樓提出去四個，陳牧、印匡時、郭子襄、張逸民，那一個是誰呀？”我問。
“姓蘇的，是建軍的土匪，聽說這個傢伙的血債很多，昨天圓樓只走他一個。”李秉一說。
大家都感到很空虛，坐下來寫材料，心老是沉不下來。
“咳！印匡時是貴州人，一把骨頭扔在了東北。”我感嘆道。
李秉一也很恐懼，解放後他潛伏在一個大車店，在那兒被捕的。他說：“在大車店把我抓著，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頓打。我是被捕來的，所以危險成分多。”
在座的九個人都認為自己有危險，我最後說：“好了，咱們不談這個，寫材料吧。”
一個材料寫完了，又寫另一個材料。郭股長要我們把長春的軍統和中統組織製成一個表。軍統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長春站秘書兼人事主任）、中統的有李樹中（長春參議會議長）、李芳春、徐克成，還有一個日本特務叫竹中，專門能製表，共六個人完成這個材料。十來天就寫完了。
寫完材料的這天下午，我們等著郭股長的吩咐。11月，天氣冷了。我倚在樓窗看著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羨慕。大馬路上的汽車不斷地賓士著。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長春這個城市，我可以一個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鎖起來；警察、憲兵、特務，一齊在督察處的領導下進行戶口大檢查。可是現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議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長回來，叫我們把個人的東西搬到小紅樓上的一個大房間。他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