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說：“這回小自由，在屋子裡可以隨便活動，看書、寫材料都行。關夢齡這回不用照相了吧？（我曾說在監號裡坐著，一動不準動，等於長期照相。）這是對你們的寬大，與別的犯人不同，你們要知道。”
郭股長走後，我對徐克成說：“咱們寫一個決心書吧，前一段是感謝共產黨對咱們的寬大；第二段寫今後一定要立功贖罪，努力爭取，回報政府的寬大。”
徐克成說：“你起稿吧，我繕寫。”
我拿起筆來就寫：“我們都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贖罪於萬一。但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我們得以復生。感戴之情無法形容，今後只當……”寫了兩頁，由徐克成用仿宋體複製兩份，一份呈給政府，一份我們貼在牆上自勉。
12月初，我們從樓上搬到樓下的七號監房。現在樓上樓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軍統這些特務除了我一個人，各屋都空了。樓上只有一個尚傳道，樓下還有王心一等幾個少數軍統電務人員。他們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說到吉林去了。這麼多的人，到吉林？我無法判斷。
有一天郭股長與我談話，我說：“陳牧他們五個都槍斃了，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
“你們怎麼知道的？”他問我。
我就把寫材料時候，聽陳青波說的那些話說了一遍。接著我說：“槍斃的這五個人，論地位都沒有我高，論罪惡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陳牧嚴重。他們都槍斃了，我還不應該槍斃？我沒有死，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