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庇了陳牧。特務們不滿意：“抓到八路應該殺，不該強姦。強姦女犯，縱放八路，是犯團體紀律。”
陳牧的罪是數不盡的，還有一個我始終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個共產黨機關幹部從哈爾濱來到長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韓瑛。到了長春之後，說是向國民黨投降的。督察處把李文宣轉送到瀋陽東北行營二處，該處處長文強把李文宣又派到長春督察處工作，並叫從優敘用。督察處便給李文宣一箇中校偵審員的職務。1947年冬，督察處處長由安震東接充，陳牧對安震東不滿，說：“安震東不學無術，什麼也不懂，連公事都不會批。”類似這樣的話很多，李文宣報告了安震東。安震東就借陳牧貪汙把他押了起來，並且撤了職。到1948年2月，安震東昇充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督察處處長由副處長張國卿升充。張國卿與陳牧是同學，私交甚好，於是又把陳牧調回督察處。陳牧說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許多理由。他對我說；“李文宣不是真投誠，第一，他在偵審案件時，對刑事案件往死裡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對奸匪案件，他總是審不出來。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籤釋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場，女八路龐靜這個案子，原情報說她從哈爾濱到長春，結交了一些新一軍軍官的眷屬作為掩護，以便收集我方各種情報。李文宣對龐靜的訊問是這樣問的：‘你到長春幹什麼來了？你有沒有組織？’這樣問犯人是給犯人開脫，應當問，‘你在長春先後收集了多少份軍事情報？’或者問，‘你在長春什麼時候開始收集情報？你把情報收集好了之後怎樣送走的？’第二個問題應當問，‘你們小組有多少人？’或者問，‘你領導幾個人？’‘你歸誰領導？’不能問你有沒有組織？這事，你在場還對他申斥了！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會關係複雜，他每天外出，東一趟西一趟，亂跑一陣。因為他家住在督察處院子裡外人不敢到這裡接頭，他只好到外面去。我聽說他有一些朋友是從哈爾濱來的；第三，他的錢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濟他，他不會比我們有錢。根據這些可疑之處，我說他是假投誠。”
我聽了陳牧的這些話，覺得似乎有道理，我對陳牧說：“再好好調查一下。”接著陳牧又到張國卿、項迺光那裡遊說。造成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形勢。到了3月，張國卿、項迺光及袁曉軒幾個人一研究，決定把李文宣秘密處死，（這件事我不知道。）決定好了之後，給南京保密局去了一個電報，南京回電照準。
3月中旬的一個夜裡，我一進辦公室，軍用電話鈴響了，我拿起了耳機，對方問：“你哪兒？”我答：“督察處。”“你是什麼人？”“我是勤務兵。”“找你們處長說話。”“處長不在。”“請督察長說話。”“也不在，你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回來告訴他們。”
“你們的人在卡哨外，我們新七軍三十八師的防地上放槍打死人，是怎麼回事？”
“你給處長公館打電話吧，他的電話是××××。”
我放下電話，心想又行動什麼人了？我怎麼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問，免得麻煩；再一想，如果我們督察處的人在外搞出事來，我能沒有責任嗎？況且我們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事情都敢幹。我想給張國卿打電話問一下情況，但我又猶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張國卿對我說：“李文宣是奸匪派過來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動了。”
“怎麼佈置的？”我問張國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來，對他說，‘袁曉軒有一些部隊在南關外，叫我們派一個人去給這個部隊講話，你去吧。袁曉軒也派兩個人同去。’說完又給他拿了一些路費，打發他與王厚甫、劉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們出了卡哨，走到無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後開了槍，槍一響新七軍計程車兵來了，把王厚甫、劉士培逮捕，帶到一個團部。後來給我打電話才把他們二人放了，就是這麼回事。”
我越聽越不滿意，作行動不通知我，難道我還能洩漏機密嗎？張國卿說：“昨天找你沒有找到，聽說你到中央銀行去吃飯，現在你要做善後的事情。”
過了兩天韓瑛來見我，她說：“文宣去了幾天也沒有回來，不知是怎麼了，督察長，您有信嗎？”
“據說他到那個部隊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隊進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調查，證實之後再告訴你。不要著急。”
韓瑛是哈爾濱有名的歌手，紅極一時的韓小姐。後來嫁給李文宣，生了一個小女孩，才一歲。今天我看到韓瑛眼淚汪汪，心也有點難過。我這樣欺騙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