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個人走了，監房又恢復了原來的沉靜。陳牧與印匡時的號數犯人都知道。到我這屋沒叫張逸民的號數，只說“你出來”，犯人們很可能以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聲，告訴關心我的人：我沒有走。
他們這樣走沒個好，是開鬥爭大會吧？什麼場面呢？想不出來一個輪廓，也沒有具體的聽說過。小說裡有鬥爭地主惡霸的描寫——大會上要控訴地主的罪惡，然後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訴陳牧，他的罪與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陳牧是北京朝陽大學畢業，當時朝陽大學法律系是最好的。他畢業以後，入軍統的“黔訓班”受特務訓練，以後到淪陷區幹潛伏工作。1946年調到長春督察處充偵審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貪汙撤職，押了二個月。釋放調充吉林組副組長。他沒到吉林，仍住長春。1948年3月督察處的審訊工作忙，副處長張國卿念他是“黔訓班”的同學，叫他協助審訊。4月，張國卿升為處長，又把陳牧調回來，仍充偵審室主任。陳牧與軍統長春站站長項迺光是同鄉，都是遼寧開原縣人，所以項迺光對陳牧再回督察處也不反對。
陳牧吸食鴉片，為人陰險毒辣。不說別的，他與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過去，把老婆的頭部打出血。這件事就發生在解放前的半個月。對老婆尚且如此，對別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處的人，凡是他領導的特務，如偵審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愛發脾氣，接著就打人。看守所所長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對我說：“給我調一調吧，我的能力實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陳牧的打。
對自己的人還這樣，對犯人就不用說了，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長春大馬路重慶飯店去吃便飯。重慶飯店在長春是一個比較大的飯館。經理姓莊，是個很活躍的商人，認識長春不少高階官員，在警備司令部裡也認識不少處長和科長，但督察處他不熟悉。陳牧要了兩個菜，不合口味，價錢還貴。陳牧發了脾氣，茶房下樓把莊經理找來。莊經理排解一番，陳牧仍不講理，莊經理就與陳牧吵了起來。陳牧一生氣拂袖而去。回到督察處，陳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來查了查，接著就從看守所提出一個新抓來的政治犯，問這個犯人：“你從哈爾濱到長春，見了幾次莊經理？莊經理給你幾份情報？
這個犯人答覆不上來，於是用刑，把這個犯人打得糊里糊塗不能不“承認”。於是陳牧就派人把重慶飯店莊經理抓來，抓來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先把莊經理重打一頓，然後押了起來。
第二天上班，陳牧對我說：“昨天夜裡審訊，一個八路地工人員供稱重慶飯店莊經理與他有關係，並且說莊經理最近要到哈爾濱去，我怕他逃走，當時沒有來得及向您報告，就把他抓了來，現在我補一個報告。”
按督察處規定，未經督察長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這樣一說，我因不知內情，就同意了。他又對莊經理百般拷打。莊經理家中託了許多人，以後又託到我這兒，我告訴陳牧把莊經理釋放。這一押重慶飯店關門了，莊經理花了很多錢，一下便垮臺了。莊經理被釋放之後，對人說：“這回我才知道督察處的厲害！簡直不講理，叫人沒有法子活。”
像這種無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務所想不到的，可是陳牧不但想得出來，還能做得出來。
再有，陳牧的審訊“本事”極強，督察處處長張國卿對我說：“什麼案子，只要到陳主任的手，就能審得出來，審訊能力比法官強得多。”
陳牧的確比法官有辦法，他能把被審的人繞在裡面。比如審訊地工人員：“你到解放區把長春的物價說出去了吧？談談物價，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賤，沒有什麼關係？”
對方沒有考慮其他，就承認了這一點。然而到了陳牧的筆下就是“多次往返哈爾濱與長春之間，收集我方經濟情報，調查物價，供給奸匪……”被訊問的人還認為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已被籤處死刑。類似這樣的審訊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陳牧在1948年審了一個地工案件，內中有一個長春大學的女學生杜鳴蘭。由於這個案子不能構成“奸匪”之罪，原始情況也不具體，就把杜鳴蘭等人開釋了。到4月，辦了一個政治案件，又牽涉到杜鳴蘭。怎麼牽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陳牧故意牽涉的？不能肯定。這個案子要結案的時候，一個晚上，陳牧把杜鳴蘭提出來，威脅要處死她。杜鳴蘭哀求他，他就把杜鳴蘭強姦了。結果這個案子多數人被殺，杜鳴蘭沒有被殺。這件事，南京來密令，叫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