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唱片公司並不捍衛這一原則。相反，它希望在其他人取樣專輯時能獲得報酬。主流唱片公司希望極端的版權保護，而這使得我們遭受了損失。其實，哪怕自己的作品被別人採了樣，原創者也不會放棄搞音樂。47
對版權官司的恐懼，在法律准許的範圍投下了一道深深的陰影。面對這一陰影，幾乎所有人都早早放棄了抵抗。我在給學生們準備課堂閱讀材料的時候，碰到了與查克·D相同的取樣困境。學者和藝術家一樣，一般都沒有太多錢請律師打官司。
在非公開課的網站張貼文章節選，應當屬於“教育性的合理使用”，這就好像在圖書館裡，當著學生們的面舉起一本書。在現行法律下，在班級網站上張貼文章也確實屬於合理使用範圍—當然，這取決於我們對一些過往案例如何加以闡釋。48 可大學不希望冒打官司的風險，學校的律師不去力爭合理使用權，而是要求教授明晰版權，向學生們收取課堂閱讀材料費。我不希望再給負債累累的學生們增添負擔，所以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省去節選（雖然我覺得這些內容學生們應該讀），要麼侵犯別人的著作權。
版權法已經跟不上技術變革的步伐了。過去（不到一代人以前），音樂產業的價值源泉還是單獨的一首歌或是單獨的某張專輯。如今，大量的價值是透過多媒體DVD、混合與“雜錦”創造出來的。你或許並不熱衷紀錄片和嘻哈樂，可無論你喜歡什麼樣的電影、音樂、電視、舞蹈和戲劇，類似的困局總會影響你的所見所聞—連法學院的課堂都逃不過它的手掌心。
回到《民權運動史》這部紀錄片上，我們或許要問：到底是誰擁有金博士的遺產—是人民，還是那些掠奪我們集體記憶的零散版權所有人？就目前來說，電影攝製者們放棄了無法明晰版權的片段，他們用數碼技術模糊處理了背景圖片，從影片中剪掉會得罪人的音樂，刪除固執己見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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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資源和反公有資源
立法者的本意並不是要阻止電影人亨利·漢普頓講述金博士的故事，不讓查克·D為“全民公敵”寫歌。產權的出現，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我們必須提供適當的版權保護，要不然，人們恐怕就沒有動力投資於藝術表達了，但要是保護過了頭，困局又來了。
為了理解這一兩難局面，我們最好是從過度使用公有資源入手。很早以前，亞里士多德就注意到公共所有權會造成過度使用的問題：“由最大多數人所共用的資源，卻只得到最少的照顧……人人都只想到自己，很少考慮公共利益；除非事情與他個人有關。”49
為什麼人會濫用甚至破壞自己珍視的東西呢？也許是因為人目光短淺，腦袋不靈光，若是這種情況，理性的討論、溫和的勸說就管用。可即便是聰明人，也會出於站得住腳的理由濫用公有資源。最難處理的過度使用悲劇是這樣的：面對某一稀缺資源，人人都會出於理性選擇消耗它，儘管誰都知道這些決定合在一起將對該資源造成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理性走上了邪路，溫和的勸說毫無效果。比如：
？我們堅持小病也用抗生素，哪怕由此出現的抗藥性疾病會給我們整體造成巨大的損失。
？炎熱的夏夜，我們大開著空調，雖說我們知道這會加劇全球變暖趨勢，進一步提高空調的需求。
？我們為了省幾分鐘時間選擇自己開車，可由此造成的交通擁堵卻放慢了所有人的速度。
換言之，我做了對我最有利的事，你做了對你最有利的事，沒人關心公共資源是否還能維持下去。在討論“復活節島滅亡”的時候，社會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指出，復活節島現在一片荒涼，可島上佇立的巨大石頭雕像說明，那裡曾經是一片富饒的土地，足以維持繁榮的文明社會。他問道：“為什麼島民們不環顧四周，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並在為時已晚之前罷手？當他們砍倒最後一棵棕櫚樹時，到底在想什麼？”50
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創造了“公地悲劇”這個詞，很好地說明了此類情形。1968年，他寫道：“在一個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資源的社會，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毀滅是其必然的命運。任意享用公有資源會帶來毀滅。”51 自從哈丁寫下這段話以後，上千名學者找到了遭遇公有資源濫用悲劇的社會領域。52
除此以外，哈丁的比喻激勵人們不懈地尋找解決辦法，大多數解決辦法可歸結為兩種方式：政府管制或私有化。假設一片公有湖泊捕魚過度，政府可以插手，准許誰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捕撈多少魚。然而，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