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盡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劃，另作計議。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後，一面委託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覆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餘漢口、九江、鎮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於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盤。餘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藉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宣告∶『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對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於迴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矇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班『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後，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裡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枝筆，做京官決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年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撫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了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的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裡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帳目，逐款嚴查。』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帳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帳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人，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