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歷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銀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宣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證據呢？』各省官款是實數，都由阜康匯來，招商局派人來提走了白花花的現銀，轉存外國銀行。可是，付給旗昌的，不是現款，是旗昌的股票。『古應春有《申報》為憑，載明當時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兩，實值五十六兩。
這就是說，盛宣懷只須花五十六萬兩銀子買進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萬銀子的帳，豈非中飽了四十四萬兩。光是這兩點，舞弊的證據便很確實了。
徹查的結果，掀開了整個內幕，盛宣懷與徐潤等人所玩的花樣是∶第一，以定銀二萬五千兩，與旗昌訂定收買的草約。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並以運道凍阻，無須諮商北洋為藉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託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後，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餘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餘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餘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餘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餘一半改為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盤糊塗帳。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復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復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為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為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為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並飭兩準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盡力攢湊，只能整合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盡力籌撥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一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於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並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餘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末『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為實，無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