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來說，文學批評只是體現完整世界觀的手段，只是為真理而鬥爭的手段。”同樣，對尤鳳偉來說，寫作也只是體現他的人生理想的一種手段，是他為了自己所認定的道義與公正，而進行不懈抗爭的一種手段。
沒有責任感的寫作是可怕的。將責任定位在怎樣一種社會歷史的層面上，以何種方式來藝術地傳達它，將決定一個作家最為基本的精神品質和全部的內心修養，也預示著他的創作將有可能抵達的某種精神深度。尤鳳偉以不容置疑的姿態，強調自身寫作的責任感，並非為了獲取某種意識形態代言人的合法身分，而是明確自己堅持知識分子職守的精神立場，以及對民間社會深切關注的終極目的，表明自己內心深處的憂患意識和救贖情結。薩義德說：“在世俗的世界裡——在我們的世界，經由人類的努力所製造的歷史世界和社會世界裡——知識分子只能憑藉世俗的工具；神啟和靈感在私人生活作為理解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崇尚理論的人士使用起來卻成為災難，甚至是野蠻的。的確，我甚至要說，知識分子必須終生與神聖的幻景或文字的所有守護者爭辯，因為這些守護者所造成的破壞不可勝數，而他們嚴厲殘酷不容許不同意見，當然更不容許歧異。在意見與言論自由上毫不妥協，是世俗的知識分子的重要堡壘：棄守此一堡壘或容忍其基礎被破壞，事實上就是背叛了知識分子的職守。”在我看來，這段話是對尤鳳偉反潮流式寫作的最好註解。
文／洪治綱（文學博士，一級作家，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SEQUENCE·
第一部 京畿鞦韆架
一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區有個草廟子衚衕，就像重慶人知道歌樂山有白公館渣滓洞一樣。將其相提並論自會使人想到前者與後者一樣不是個溫柔瑞祥之地。日本人佔領北平期間這座衚衕的24號大院是他們關押抗日誌士和共產黨人的地方，後來當了副總理的薄一波和當了北京市長的彭真都曾在這裡被關押過。日本人投降國民黨接收了北平，他們在這裡關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這大院也做了同樣的用場。一條不起眼的衚衕被歷代統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這地場究竟有何玄妙。說起來這裡實在是普通而普通，尋常又尋常的了，不瞭解情況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會發現這裡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兇險地。衚衕里人來人往，大門口沒有崗哨，牆上沒有電網，從敞開的大門看進去與許多北京人的住處沒有任何區別，可當你走進去，再拐上一兩個彎，你就會感到氣氛不對了，你腦袋裡會一下子跳出兩個字：監獄。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關押在這座赫赫有名的草廟子衚衕政治犯看守所。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天是西方人過的聖誕節。苦難從這個日子開始使我終生都對主難以產生親和，儘管我知道這沒來由，可當沒來由的災禍突降於身時你迷亂的思緒也只能沒來由。我沒有查過中國當年的歷書，那個飄雪的寒日當是冬至的前後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對於我，長達二十二年的人生嚴冬也就從這一天開始。
我被關進24號牢房，犯人代號是28611。
我不想對牢房多做描寫，古今中外描寫牢房的文字已經夠多，況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賓館。不要奢望牢房會給你的生活帶來舒適和安定。但我發現這間關押我的24號牢房有些特別：只有門沒有窗，像一座洞窟。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馬筆下的巴士底獄。頭上亮著一盞獄燈，很昏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個從牆這頭通到另一頭的大通鋪上吃飯。這時已快吃完了，因為犯人們正在進行吃飯的最後一道工序——仔仔細細舔自己的碗。來了新犯人他們俱無動於衷，只有一搭無一搭地看看，仍然幹自己的事。只有一個四十歲模樣的長臉犯人認認真真地打量著我。我也看看他。給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剎他開口問道：剛來的？我點點頭。他又問：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問：從哪兒來的？我說K大學。這時所有的犯人便一齊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間我變成了一個讓人留意的怪物。正詫異間，長臉犯人開始向我自報家門，說：我姓崔，大夥兒叫我崔老，是這牢裡的頭兒，以後有事就問我。介紹完自己，他又問我吃飯了沒有。我搖搖頭。他指指通鋪示意我坐下，便衝門高喊報告。一道亮光從靠走廊的那面牆上射進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裡的一把劍。我發現那是開在牆上的一個喇叭形的洞，外窄裡寬。不久一張臉在外面擋住射進牢房裡的光。我認出是那個剛把我送進牢房裡的管理員的臉。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