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蘇英、吳啟都等人軟弱的精神面貌——尤其是他們在人性上所體現出來的自我分裂和掙扎，具有十分深邃的精神質感。一方面，他們面對各種恐懼與威脅，小心翼翼地尋找自己的生存智慧，有時甚至不惜放棄自身的倫理原則和人格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決不放棄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決不出賣做人的良知與道義。在這種存在的兩難境域中，他們不斷地進行著全方位的人性搏殺，與自己，與同類，與那些政治強權者，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事實上，整部小說對人物精神的豐富性表達，也正是體現在他們所承受的這種劇烈的人性撕裂中。
《泥鰍》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得尤為突出。以國瑞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們，他們沒有必需的專業技能，沒有圓熟的世態眼光，他們遊走在城市的各個縫隙，只想憑自己誠摯的勞動和善良的願望謀取一份生存的位置，但喧囂的都市並沒有、也不可能為他們提供這樣一種環境。這意味著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滑入各種慾望的陷阱之中，成為一種徹底的命運失控者。因此，蔡毅江由受辱者而慢慢變成一個復仇者，寇蘭不得不忍受著一次次被蹂躪的處境，小解在受騙中艱難地還債，陶鳳因慾望的引誘與洞嚇而變瘋，英俊魁梧的國瑞先是淪為富婆的情人和“鴨子”，繼而又被高幹子弟三阿哥成功地利用，成為他們謀取鉅額非法利益的替死鬼。儘管小說也寫活了吳姐、龔玉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物，但就其審美核心而言，無疑是全力展示了當下現實中獨特的打工群體的生存尷尬與內心困頓。他們想擺脫被利用和被奴役的命運，但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眼光；他們想恪守內心中的那份尊嚴，但又不得不時時承受各種屈辱性的非難；雖然他們最終不可避免地淪為這個慾望時代的犧牲品，但是，他們卻以自身苦難而不失道義的生命，對那些知識者、權利者進行了無情的嘲解和有力的反諷。
為明確的信念而活著，並活出人生應有的尊嚴和道義來，讓生命閃爍著恆久的高貴品質，這是尤鳳偉在創作中一直恪守的審美理想。他以濃厚的體恤情懷，在不斷還原苦難生活的各種場景中，以無可辯駁的方式再現了生命存在的特殊價值和意義，並使我們深深地理解到，疼痛也是一種力量，而且是一種對抗存在和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4。結語：重返知識分子的職守
海因茲·迪特里齊曾說，面對人類和人類大多數人的重大問題，現代知識分子的陣營已無可挽回地出現了“潰敗之勢”。這種潰敗之勢，在我們當下的慾望化現實中，卻變得尤為劇烈，特別是面對權力意志和物質利益的雙重褫奪，“其機會主義和投降行為如傾瀉的雪崩。”它所導致的結果，便如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很多知識分子“改變思想就像更換內衣一樣隨便”，以至於在今天，我們的一些知識分子已普遍羞卻於提及道義、良知和尊嚴價值等這些人類永恆的品質，羞卻於從人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角度來進行自我生存意義上的追問，甚至羞卻於袒示自己內心深處蒼白的精神質地和浮泛的靈魂狀態。他們總是沾沾自喜地對別人指手劃腳，卻從沒勇氣對自己進行精神體檢，沒有勇氣對一切既定的歷史秩序進行富於建立的質疑，更沒有勇氣在“自剖”的層面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立場。這是知識分子自身的不幸，也是人類在歷史程序中所暴露出來的潛在危機。尤鳳偉顯然已意識到了這種危機的存在，並對之進行力所能及的反抗，這在當代寫作中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說，尤鳳偉的藝術追求，與我們這個時代異常浮躁的文學徵兆顯然是不相符的。這種不相符，是由他內心中所無法釋懷的知識分子立場所決定的，也恰恰證明了尤鳳偉對自身獨立精神空間的頑強維護。他自己曾說：“我承認自己是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別人視為淺薄的危險也不改初衷（真是沒救）。正由於覺得‘責任’在身，在選擇寫作題材時總惦記著作品的社會性，著眼於那些對中國人命運有著深遠影響力的方面。”因此，尤鳳偉的小說雖非盡善盡美，但是他那穩固的內心立場，恆定的審美目標，濃郁的憂患意識，熱切的拯救願望，以及對知識分子角色與使命的自覺張揚，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十分珍貴的品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這一代人繼承的是荒誕的歷史，這歷史中混合了墮落的革命，誤入歧途的科技，以及陳舊的意識形態。作為這個背謬歷史的繼承人，我們必須以鮮明而強勁的精神膂力，來重建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嚴，重塑每個個體的人在歷史承諾中的職責和使命。尤鳳偉的全部寫作，就完整地體現出一個作家的這種使命和責任。別爾嘉耶夫在評價別林斯基時說到：“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