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是中日兩國目光遠大的人士間友誼的象徵——這種友誼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前曾經存在，現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樂的重新接觸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倫敦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感到十分遺憾①。她饒有興趣地聽了其他一些音樂會。她在私人通訊中寫道：“經常有一些令人心曠神。冶的演出，艾薩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結束後走上臺去向這位音樂大師表示感謝，還曾參加鄧小平對他的接見，並且很喜歡他那種熱誠的性格。她特別讚賞他對中國年輕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養。在通俗音樂方面，她很喜愛美國影片《音樂之聲》（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節），曾多次在家裡放映招待客人（特別是年輕人）。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進口方面，70年代後期開始有大量外國烏七八糟的東西進來（可能因為這些東西價錢比較便宜），她對此很感不安。雖然她不是那種拘謹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裡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發火：
“這部片子……實在太壞了……叫什麼‘紐約、巴黎及東京之夜’……那種不象話的脫衣舞之類的玩意。我真想站起來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個人，只好坐著不動……我真懊喪得要命，居然在我家裡放這種東西給（兩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過的她在1917年給梅屋家人的信中所顯示，她對於電影一直很有興趣並且很早就瞭解它對人們思想的巨大影響力，很想去做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對第三屆電影“百花獎”的評獎活動十分關注，向司徒慧敏（中國電影界先驅之一、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父親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海外國民黨員）詢問情況並說她雖只看過少數幾部，但認為中國電影進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內容都較新穎。在授獎時，她特意寫了祝辭“熱烈祝賀中國影壇百花盛開”，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著《永遠記住這個光輝的名字》，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59—163頁。
宋慶齡自己為多種痼疾所苦，所以對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關注。博學的美國經濟學家、中國之友柯弗蘭病重，醫生說他只能活幾個月了。她聽到後心裡很難過。在他去世後，她寫道：
“這樣一個好人過去了，多麼使人悲慟……他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家、極真誠的人，我們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馬海德是同她有半個世紀深交的知友、他們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這成了她老掛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們振奮起來，他們也不是那種老愛呻吟叫苦的人，總是想方設法使她開心。他們都是在她之後才去世的。本書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時也病了。她在信上說：“如果邱茉莉需要什麼外國藥，請告訴我，我在舊金山有一個好朋友可以寄來。”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來的朋友後來在思想認識上同她分道揚鑣了。對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舊。
伊羅生30年代在上海時曾是宋慶齡主持的民權保障大夙盟的積極分子、《中國評論》的主編，但後來轉向了——先是成為託派極左分子，後來又向右轉，在美國成為替官方服務的教授。但宋慶齡沒有忘記他過去一道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那個時期，鼓勵他重訪中國。他後來同妻子維奧拉·魯賓遜來華時，她仍熱情接待他們，未因觀點不同而受影響。
美國老記者蘭德爾·古爾德在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曾為宣傳宋慶齡及她的政治觀點做了許多工作。但後來他的自由主義極大地褪色了，到了麥卡錫時代，他竟跟著亂叫亂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尋而雙雙死去（他先開槍打死了妻子，然後自殺。）宋慶齡聽到這個訊息後又想起了他過去的好處：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時，因為朋友們都忙於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沒有什麼英文的讀物來消磨時間，他是唯一給我寫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無日期）。
（五）同親屬的聯絡
在這個時期，她先是透過第三者打聽現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國民黨方面的親戚，後來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聯絡，還幫助一些想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