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訪問的人獲得簽證。這是同國家的一項儘可能擴大接觸面的新政策相適應的，這個新政策就是透過“一國兩制”和“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國的統一。這也是同她自己的親屬感情相適應的——她從來不允許因為這種感情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親情的，並且只要有利於歷史進步，她也會發揮這種親屬關係的作用。
1979年，她在給理查德·楊的信①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楊同他們是很熟的：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宋靄齡和孔祥熙的長子），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最近聽上海的一個老朋友談起，子安（她最喜歡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給了一個埃及人！大約六、七年前，我的親愛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後，她就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唸書了。他們有兩個兒子，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因為子安是戰時在美國結婚的。
“後來我又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化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後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其後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遺孀婷婷聯絡上了：
“婷婷終於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關於孔家，她看來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去建立聯絡。事實上，她後來囑咐理查德·楊“請不要為了我去找戴維他們”。但她對其他親屬還是很關心。他問楊：“你是不是知道，我那親愛的小弟弟子安的兩個兒子在做什麼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遺孀勞拉（張樂怡）：“聽說勞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顫性麻痺症），這種病很難治……”①在另一信裡，她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