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願意保守著舊道德”的人。她所以願意嫁給他，因為他“頂有身份，頂有財產，頂體面，而且頂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錢”，其餘只是“空虛”，她於是偷偷同更有權位的“貴人”結交，尋求刺激。奇怪的是，做為“道德家”的丈夫卻默許了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獲取利祿”。因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戀愛”。但是事情的發展越來越不象話，她的胡鬧快要影響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軟禁”起來。她不能忍受這種折磨，公開提出離婚，“狀子遞上去了，報紙上宣揚起來”，結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為離婚醜聞登時從最高的地方墮下來。他是以提倡舊道德而受到社會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認為是青年們的“榜樣”，他的一切活動，都是要“挽回整個社會道德的墮落”，現在，離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認識的貴人們，馬上變了態度，不認識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丟了一切”。闊家小姐的婚變悲劇只是一個骨架，它的主題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作家是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揭露了國民黨的新貴們的腐敗、卑劣以及混跡官場的政客的無恥。他們口頭上鼓吹“禮義廉恥”，背地裡幹盡了男盜女娼。“貴人”們可以利用“權位”攫取美色，丈夫則以妻子做為釣餌，獲取功名，只要這一切不公諸於世，他們就可以恣意妄為。所謂“道德”，不過是“身份”的同義語，有“身份”就有道德。這種邏輯看來實在荒唐，卻是國民黨統治下病態社會的“真理”。在這個作品中，作家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從精神上揭露國民黨反動官僚、政客的卑汙和墮落，揭露國民黨的統治已經腐朽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給中國民族工業、城鎮小工商業者以及廣大群眾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加速了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經從不同的方面描述了這種嚴酷的現實；老舍的《新韓穆烈德》和《老字號》也屬於這方面的題材。《新韓穆烈德》以大學生田烈德的感受為線索，寫他的家庭某山貨店在“洋貨”傾銷的打擊下逐漸衰落的過程。他的父親，山貨店田老闆是個精於打算的小工商業者。他雖然頗有資產——兩個果店和一個棧房，但是經營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終年在那兒剝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於山查，都得剝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婦，一天到晚不識閒，老剝老挑老煮。趕到預備年貨的時節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紅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紅得和胡蘿蔔一樣。……”這樣的節儉，這樣的勤苦，這樣的精打細算，照理是生意應該日漸興隆的，然而，在“洋貨”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卻日漸蕭條了。“論箱來的洋貨”“東洋橘子，高麗蘋果”把他的山貨店的買賣“頂得出不來氣”。田老闆感嘆生意的艱難：“咱們的貨地道，地道有什麼用呢！人家賤，咱們也得賤，把貨剷出去呢，混個熱鬧；賣不出去呢，更不用說，連根爛！”結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貨店只得不斷裁減店員，最後只剩下兩個老夥計了。田老闆的倒運也牽連到山區的“果農”。田老闆因為生意蕭條，再不敢象當年那樣到果鄉“包山”（“包山”先議價，到收穫季節，市場上山貨跌價，商家吃虧），“山上的人連三併四的下來央求，老人家連見他們也不敢！”這樣，“家裡的那群，當夥計的那群，山上種果子的那群”，一齊走到了絕境。田老闆想孤注一擲，懷裡揣著房契，到處奔走，“想弄個千八百的”，“我也怎麼缺德怎辦，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裡紅湯，怎麼賤怎麼賣”，“連坑帶騙，給小分量”。但他空轉一個早上，房“沒有人要”，他無可挽回地走上破產的道路。這個作品使我們想到茅盾的《林家鋪子》和《春蠶》。田老闆的苦苦掙扎以求維持局面，那苦心頗象林老闆；山貨受到“洋貨”的排擠銷路滯塞，間接地影響了“果農”的經濟生活，他們的窘境又頗類似老通寶一家。老舍的觀察是準確的，表現上也頗見功力。《老字號》的故事情節比較單純。它主要寫經營商業的兩種作風的明爭暗鬥，結局則是傳統的、靠“老字號”取信於顧客的經營商業的作風的失敗。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對中國民族商業的破壞。“三合祥”的夥計辛德治和東家錢掌櫃向來是靠著“信用”來做買賣，“三合祥賣的是老字號”，然而時代的變遷，洋貨的傾銷，商業上暴發戶的唯利是圖的作風卻向“三合祥”的“老字號”提出了挑戰，動搖了他們的“信譽”，“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漸衰落了。“正香村”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