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變動是這半年多的生活給予作品的一些顏色，是好是壞，還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愛黑，有人愛白；不過我的顏色是由我與我的環境而決定的。（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老舍這些話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機是越來越嚴重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壓迫是越來越殘酷了。他對於社會現實觀察得越精細、深刻，他的憂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脫。當然，摯友白滌洲的死，對於他也是一個打擊。他曾經寫了《哭白滌洲》，用以寄託哀思。在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於言表（注：詳見老舍：《哭白滌洲》，《人間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環境的險惡，友人遭際的不幸，想從事專業寫作而不能的苦衷，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這些情況都對他的創作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風格的某些變動正是在這種影響下發生的。
《櫻海集》，以及其後出版的《蛤藻集》，在《論語》上連載的《文博士》等，在藝術格調上，確如作家所說，有了變動，辛辣的諷刺多於幽默，筆觸細膩，很少過分誇張的淺露的描寫，呈現著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說創作
《櫻海集》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犧牲》、《柳屯的》、《末一塊錢》、《老年的浪漫》、《毛毛蟲》、《善人》、《鄰居們》、《陽光》，中篇《月牙兒》。《蛤藻集》出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號》、《斷魂槍》、《聽來的故事》、《新韓穆烈德》，中篇《新時代的舊悲劇》、《且說屋裡》。此外，還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興池裡》、《創造病》、《新愛彌耳》、《番表》、《牛老爺的痰盂》等，還有中篇《我這一輩子》（注：《我這一輩子》後來收入《火車集》。）。
這些作品同《趕集》中的作品比較，在題材上無疑是擴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轉向社會的主要矛盾：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罪惡、漢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臉，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現，而且批判的鋒芒和鞭撻的力量也有所增強。
揭露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性、腐朽性，是這些中短篇小說的重要內容之一。《上任》、《新時代的舊悲劇》、《陽光》都是這樣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卻被李司令任命為稽察長，負責維持社會治安，這個情節本身就是富於諷刺意味的。他剛剛上任，“匪”就找上門來，名義上是來賀喜，實際上是來索取路費，他們其實都是熟人。打發走這一夥，又來了另一夥，除了要路費而外，還要他幫忙窩藏武器。這樣，八十塊辦公費全搭進去還不夠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經過。“拿不了匪，倒叫匪給拿了，多麼大的笑話！”但是這個笑話的根源就在於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個土匪。這個情節帶有隱喻性質。作品暗示給人們：國民黨政權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維持治安”自命，實際上他們都是一夥裝模作樣的文明土匪。在他們的統治下，中國是沒有希望的。這個作品構思奇巧，意味深長，是老舍短篇中的優秀之作。《新時代的舊悲劇》篇幅較長，內容也較複雜。這個作品的主角是陳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時代”錯綜複雜矛盾的衝擊下分崩離析，他本人也在絕望中發了瘋。作品中有一個重要的情節：他的兒子偵探長廉伯同公安局長勾心鬥角，結果遭了公安局長的暗算，最後被“法辦”了。廉伯的罪行是：“強迫商家送禮；霸佔良家婦女；假公濟私，借賑私運糧米、竊賣私貨……”但是，在這場爭鬥中的公安局長其實也並不比廉伯好些，“廉伯與局長是半斤八兩，不過廉伯的運氣差一點；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辦”了，而公安局長卻逍遙法外，依然故我。這個情節把國民黨政權的黑暗暴露無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奪弄來的財物奉獻給陳老先生，竟被人譽為“孝子”，陳老先生也並不認為這有違“聖人之道”。這個細節把國民黨官吏的虛偽面孔、陳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虛偽本質揭露得入木三分。《陽光》寫一個闊家小姐在生活上墮落的過程。但是這個作品並不簡單是一個婚變的故事，它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政治內容。作品中的“我”是一個愛慕虛榮、追求享受、極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閨秀”的身份，卻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戀愛生活。而當她面臨“包辦婚姻”和“自由戀愛”的抉擇時，由於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誘，又甘心聽任父母的擺佈：“愛，說回來，值多少錢一斤呢？”她接受了舊式婚姻，嫁給了一個“少年老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