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吃“迷葉”的結果，是“越吃越懶”，地沒人種了，到處起了搶劫。“這三百年來是搶劫的時代”。“迷葉”在這裡是做為帝國主義戕害中國人的靈魂的象徵物而出現的。對於中國的統治階級說來，“迷葉”又是他們奴役人民群眾、榨取民脂民膏、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政客、軍官、詩人兼地主，他們競相種“迷葉”，是因為這些“迷林”維繫著他們的身家性命：“不種便丟失了一切勢力，作政治需要迷葉，不然便見不到皇帝。作軍官需要迷葉，它是軍餉……總之，迷葉是萬能的，有了它可以橫行一世。‘橫行’是上等貓人口中最高尚的一個字。”因為這個原因，保護迷林，就成為保護統治利益的同義語。誰來保護迷林？外國人。“每個地主必須養著幾個外國人作保護者。貓人的敬畏外國人是天性中的一個特點。”事實上，在所謂保護“迷林”的“事業”中，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同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內外勾結，狼狽為奸，中國也就日益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淵。作者以譏諷的語調指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在古代他們也與外國打過仗，而且打勝過，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殘殺的結果叫他們完全把打外國人的觀念忘掉，而一致的對內，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國人”，“外國人咳嗽一聲，嚇退貓國五百兵”。這是一個可悲的歷史現象。作品圍繞“迷葉”傳入貓國使貓國一天天變壞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近百年曆史上中國人民所受的屈辱和歷代統治階級（包括國民黨反動派在內）懼外、媚外的嘴臉。作品也揭露了帝國主義之間相互勾結、漁肉中國人民的事實：“外國人……在貓國裡的利害衝突是時時有的。但是他們決不肯互相攻擊讓貓國得著便宜。”“大家約定：只負替地主抵抗貓國人。遇到雙方都有外國人保護的時候，雙方便誰也不準侵犯誰；有不守這個條約的，便由雙方的保護人商議懲罰地主或為首的人。這樣，既能避免外國人與外國人因貓國人的事而起爭執，又能使保護人的地位優越，不致受了貓國人的利用。”這樣的敘述也許缺乏形象感，但是這種認識卻相當深刻地指出了舊中國各派軍閥在各帝國主義操縱下連年爭戰以及帝國主義火中取栗的歷史真實。
這種“滅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是變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國民黨反動派投降賣國的政策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兇焰。作家的感情是這樣矛盾、痛苦：憤怒和失望，詛咒和勸說，驚懼於滅亡的前景和執著地追求光明，這些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貓城記》的沉鬱的基調。
對古老民族靈魂的透視
剖析落後的國民的“國民性”，指出附著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傳統的“積習”的沉渣，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是《貓城記》內容上的又一個重要側面。三十年代的一位評論家在比較《阿Q正傳》和《貓城記》的異同時，曾經指出：《阿Q正傳》創造了“一個典型的社會人物，”“而《貓城記》卻是在於要企圖創造一個典型的社會”。（注：王淑明：《貓城記》，《現代》第四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比之於《阿Q正傳》，《貓城記》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存在許多缺點和不足，但在解剖落後的“國民性”或稱之為民族的劣根性方面，兩部作品卻有一致的地方。
在《貓城記》中，諷刺落後的中國人精神上的弱點，涉及的方面是相當廣泛的。比如：折中、妥協、沒有勇氣；自私、橫行、不合作；實利、貪財、世故人情和麵子；根深蒂固的糊塗，糊塗的結果是事事敷衍。這種落後的國民的“國民性”，按作家的描寫是滲透於廣泛的生活領域中的。具體說來，上層統治者對外國人心存恐懼，卻又總想假借外國人的威風壓迫本國的同胞；一般人交朋友是為了互相利用；軍人的職業就是搶劫老百姓的財物；學者研究學問為爭第一隨意提出一些怪問題；政客組織黨派團體只是為起鬨，而並無濟世救民的宗旨；婦女解放只是學會了往臉上擦更多的白粉、穿高跟鞋，婚姻自由變成了兒戲；新教育只剩下空殼，變成了賺錢的買賣，等等。
“國民性”的這些弱點，是一種久遠的古老的“積習”在今人身上的復現，如同古老的鬼魂附著在今人的軀體上。這是一種歷史的惰性。作品借小蠍之口，說出了貓國幾代人衰朽精神素質的承續：
父親是個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對吃迷葉，現在他承襲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權，現在他不許你進去，因為家中有婦女。祖父常說，將來我也是那樣：少年的脾氣喜新好奇，一到中年便回頭看祖宗的遺法了。祖父一點外國事不懂，所以拿我們祖先遺傳下來的規法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