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處世的標準。父親知道一些外國事，在他年青的時候，他要處處仿效外國人，現在他拿那些知識作為維持自己利益的工具。該用新方法的地方他使用新方法，不似祖父那樣固執；但是這不過是處世方法上的運用，不是處世的宗旨的變動，在宗旨上父親與祖父是完全相同的。
統治階級如此，被統治階級中的落後的人們也是如此。作者在書中憤激地指出：“這樣多糊塗，老實，愚笨，可憐，貧苦，隨遇而安，快活的民眾；這麼多隻拿棍子，只搶迷葉與婦女的兵；這麼多聰明，自私，近視，無恥，為自己有計劃，對社會不關心的政客。”貓國是“熱鬧的”，但在這熱鬧的景象中，彷彿正有一個“毀滅的手指，似乎將要剝盡人們的皮肉，使這貓城成為白骨的堆積場”。“一眼看見貓城，不知道為什麼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話：這個文明快要滅絕！”
剖析落後的“國民性”，尋求療治的方法，這是當時許多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十分關注的問題。魯迅遠在日本讀書時就把探討“國民性”問題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因為要救治國人麻木的精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