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沒有人會認為美國要大亂了。為什麼我們在和平時期，幾十個農民工討要被拖欠的工資，就會被看做是不穩定因素？關鍵是我們的制度容納衝突的能力太低。因此，增強制度容納衝突的能力，應當是我們制度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
我們應當防止將一般的社會矛盾與威脅穩定的政治社會危機混為一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社會動盪的討論雖然有很多，但對社會動盪卻缺乏明確而具體的界定。人們所說的社會動盪指的是什麼，往往非常含糊不清。是指有組織的*？有一定規模的*和示威？還是指一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或造反或非法暴力？我認為，正是由於將不同型別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混為一談，才出現了將不穩定因素估計過重的現象。
為了明確起見，我們在這裡將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劃分為如下幾種型別：一是小規模的常規性的社會抗議。這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諸如*和小規模的*示威等社會抗拒形式。這種社會抗議的特徵，是發生在既有的體制框架之內，規模一般較小，而且一般不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目標，其引起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也很小。當然也要看到，我們現有的體制缺少處理頻發的小規模常規性社會抗拒的安排，但這是我們的制度缺陷，不能成為將其誇大為不穩定因素的理由。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將其與社會動盪相聯絡，地方政府也往往要求將這類社會衝突消滅在萌芽狀態。二是區域性性的社會抗議。這裡所說的區域性性有兩層含義。第一，社會抗議的目標是單方面的；第二，這種社會抗議只是發生在某個區域性的地區，如一個或幾個城市。與前一種社會抗議相比，這種社會抗議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是某種組織性因素的出現。同時，其影響也遠較前者為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體制似乎完全沒有處理此類社會抗議的安排。一般地說，這樣的社會抗議事件也不一定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目標，但由於目前的體制似乎完全沒有處理此類社會抗議的安排，因而政府對此類事件的敏感，往往高於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義和敏感性。三是全社會規模的社會抗拒。這種社會抗拒事件是跨地區性的。這種社會抗議不僅會產生很強的組織因素，而且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其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秩序的衝擊也最大。
人們一般所說的不穩定因素，實際上涵蓋了上述幾種不同的社會矛盾或社會衝突型別。這是在分析社會動盪的時候必須注意的。然而我們注意到，目前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社會危機所進行的分析，很少注意到社會抗議的不同型別，甚至也不明確說明社會動盪的確切含義。這就往往容易將小規模的、正常的社會衝突，特別是利益衝突誇大為不穩定因素。
堅定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南方週末：坦率地說，所謂改革進展遲緩的問題，主要是指政治體制改革進展遲緩，對這個人們都感到棘手的問題您有什麼看法？
孫立平：在我們的社會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了，這是許多人共同的感覺。因為現在許多事情就卡在這兒。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深入，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解決不同群體表達權和權利均衡的問題，利益關係就理不順；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對權力的社會化制約，*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就是從改革本身看，由於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推進，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樣變形。在改革論爭中，我就曾經講過這個問題，結果是許多出發點良好的改革最後變為財富掠奪的戰爭，在這樣的情形不斷重複之後，改革的共識在破裂，改革的動力在喪失。
但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件複雜而又困難的事情。對這樣的改革採取慎重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等於不改革。在目前這樣相對有利的時機下，穩妥而堅決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政治體制改革關鍵是要選對突破口。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選擇至少要考慮這樣幾點。第一點，不敏感。第二點，上下有動力。第三點，有潛力。
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我覺得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問題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從2007年底到2008年初，我連續寫了六七篇關於暗箱操作的文章。有人說，你怎麼和暗箱操作幹起來了，其實就是與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考慮有關係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規範權力。暗箱操作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可以說，暗箱操作是現在我們政治行政體制的“癌症”。這個看起來不起眼的詞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我們體制當中